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及安装护栏、隔离栅征税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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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及安装护栏、隔离栅征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及安装护栏、隔离栅征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生产销售及安装护栏、隔离栅纳税问题的请示》（厦国税流〔1999〕039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护栏、隔离栅同时提供安装劳务，属混合销售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对其生产销售的货物及安装劳务收入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税。对工业企业异地销售安装护栏、隔离栅，其纳税地点的确定，应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199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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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详密与简约
2000年10月26日 13:24 法制日报1999年10月21日第七版
今人制定法律有个习性，喜欢周密、面面俱到，惟恐漏下什么空子叫人有机可“钻”。我们爱说，法治就是啥事儿都要依法办事，有一件事儿做得随意、任性，没有一个凭据，就是丢失法律规矩的乱来。如此，作为行为规矩的法律自然数不胜数。
不过，我们眼下的习性，多多少少也来自洋人的法律文化影响。启蒙运动以来，洋人对法治着迷上瘾，认定法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拼了老命来制定方方面面的法律规矩。大凡一个行为，他们就神差鬼使地想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那阵儿的法律制定，真是热火朝天、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法律文字儿，铺天盖地，就像从有始无终的生产流水线上蹦出的产品，一条接一条，一款接一款。仿佛立法都可以实现“泰罗”式的工业化。法律史专家说，这是“立法运动”，还说，从这时开始才出现了令人应该学习的西方现代化法律大厦。而这座大厦的特征，正是详密、无所不包。
可是，咱们古人偏偏要较真儿。
有些古人非说，法律详密没啥可夸耀的。那是中看不中用。晋代有个叫杜预的人，他讲，“刑之本在于简、直”。宋代出尽风头的司马光也说：“凡立法贵其简要”。就算到了民国，还有个叫程树德的现代法律学问家，照样以为：“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
过去的国人，还有两条理由来论其中的要害。头一条的意思是，简约的法律条文读起来省事儿，不费脑筋，因为一目了然。后一条意思是，简约了，官人不易做奸事儿，因为大家都容易知道法律规矩，从而容易盯着官人的一言一行。
后一条蛮关键。杜预说，“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而且，“法出一门……吏无淫巧”。大唐李世民有类似的言辞：“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琢磨一下，法律条文多了，自然容易出现相互矛盾。条文多得一踏糊涂，找出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对熟悉法律内里机巧的官人来说，自然易如反掌。这有“法出多门”的劲头儿。如此，不安分的官人，便会暗自窃喜。遇到了麻烦，他们一定会揪住有利自己的条文，大做文章。而外行人简直就是云里雾里。
古人反对法律详密，主要是担心官吏“淫巧”、心存不轨。官吏之“淫巧”，用在详密的有时包含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上，自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一个结果：官吏操持了法律统治。而这种统治，又未必是皇上老人家的原本意思。无形中，君王的权力架空了。更为要命的是，架空之时，不仅皇上兴许看不出，而且低层小民也是不知机关。这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
今人不会再为皇上着想。皇上是个过时的“人治”符号，已经做古，顶多当成“历史文学形象”来为人们兴趣调节一二。但是古人的思路依然有益。因为，即便我们认定了法律制定与民主的关系，扔掉了皇权，法律详密而生的问题，依旧放在那里。我们都说，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可是，法律条文汗牛充栋、繁复多样，老百姓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此，何来他们的意志?接下来，老百姓何以知道官人所做的正中他们下怀?百姓只知官人“依法办事”，却不知有时那可能是依“依法”之名、行“官治”之实。反过来，条文简约，百姓看了一准儿明白。明白了也就容易知道官人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详密有其好处，这该是没说的。而详密的好处，也是针对简约的弊端而来的。法律太简单，等于时常还是没有规矩，人们照样不知所措，官人照样可以挥发“淫巧”。事物是利弊兼有。
问题倒是，对今人、古人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意思：将皇权扔掉之后，法律制作得相对简约，百姓就容易像过去的皇上一样，“真正当家做主”，依自己的意思、意志查断官人的所做所为，从而大体避免“官人之治”，保持民主?法律详密，百姓倒是困难了?
这终究是个重要问题。
试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
－－从商品房买卖的视角看
《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这一规定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原则，这个区分原则就是说要区分登记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没有办理登记，只能导致物权不能有效地设立和移转，但是不应当影响合同的效力。我们把这种区分看成是原因与结果的区分——签订合同是原因，产生物权变动是结果。这一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司法实践中把登记的效力与合同的效力混为一潭的局面，现就《物权法》第十五条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的相关法律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是由债权与物权的性质决定的。以商品房买卖为例。卖房者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取得价款，而买房者的目的即在于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商品房买卖合同即成为房屋所有权移转的原因，所有权移转即为这一原因的结果。由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两种不同的权利变动是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只要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达成合意，即产生债权法上的约束力。但由于物权和债权不同，物权是支配权、绝对权、对世权，其变动必须经公示（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才能发生对世的效果，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可见，当债权和物权在同一合同中并存时，合同作为原因其效力不以物权变动结果的公示（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为要件。
现实中，以债权关系变动作为原因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除商品房买卖之外还大量存在。比如，当事人为设立抵押权而订立的抵押合同。订立抵押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设立抵押权，因此，订立抵押合同便成为设立抵押权的原因。进行抵押物登记则是订立抵押合同的结果。抵押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是否生效，并不取决于抵押物是否登记这一结果，而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是否有效。
二、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是由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的模式决定的。按照通说，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移转。”由此可见，我国的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模式。
债权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之间除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外，尚需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一方面，要达到移转物权的目的，首先当事人双方必须达成移转物权的合意，而这种合意只是一种债权合同，而不是所谓的物权合同，因为要达到物权移转的目的，必须完成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方法，否则光有移转物权的合意也不能实现移转物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来完成物权的设定或者移转。[2]关于我国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私有房管理条例》等都明确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依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以登记为要件，只要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合同便为有效。
三、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完全符合合同效力的理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从《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即不动产变动合同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便为有效合同。因此，合同是否有效，从签订之日便已确定，至于合同是否履行涉及的是当事人是否违约的问题，而与合同是否有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转移、变更手续时，购买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买卖合同和契证。显然买卖合同是办理所有权登记的必要证件，而无效合同是不能作为产权登记证明的。因此，通过是否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来决定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观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如果说合同的效力以办理物权登记为要件的话，那么合同的效力就被出让方掌控。比如，当房地产价格猛涨时，出让方为了获取不当利益，为了不履行合同，就不去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结果就使合同无效了。相反，当房地产贬值时，出让方为了履行合同，就去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结果就使合同有效了。可见，如果不将不动产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便会出现由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效力的情况，这不利于交易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四、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者合同规定的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作民法特别是债法的“帝王规则”，对于规范民事活动、维护交易秩序，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了抵押合同之后，如果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不仅抵押权不能设立，抵押合同也是无效的。这一规定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抵押登记导致抵押合同无效，那银行拿了这个抵押合同就没有办法再去找抵押人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银行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也会使那些不诚实守信的抵押人或者债务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关于债权合同与物权及合同无效与撤销权的关系》，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2]同上。
来源: 中国法院网泰和频道
2000年10月26日 13:24 法制日报1999年10月21日第七版
今人制定法律有个习性，喜欢周密、面面俱到，惟恐漏下什么空子叫人有机可“钻”。我们爱说，法治就是啥事儿都要依法办事，有一件事儿做得随意、任性，没有一个凭据，就是丢失法律规矩的乱来。如此，作为行为规矩的法律自然数不胜数。
不过，我们眼下的习性，多多少少也来自洋人的法律文化影响。启蒙运动以来，洋人对法治着迷上瘾，认定法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拼了老命来制定方方面面的法律规矩。大凡一个行为，他们就神差鬼使地想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那阵儿的法律制定，真是热火朝天、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法律文字儿，铺天盖地，就像从有始无终的生产流水线上蹦出的产品，一条接一条，一款接一款。仿佛立法都可以实现“泰罗”式的工业化。法律史专家说，这是“立法运动”，还说，从这时开始才出现了令人应该学习的西方现代化法律大厦。而这座大厦的特征，正是详密、无所不包。
可是，咱们古人偏偏要较真儿。
有些古人非说，法律详密没啥可夸耀的。那是中看不中用。晋代有个叫杜预的人，他讲，“刑之本在于简、直”。宋代出尽风头的司马光也说：“凡立法贵其简要”。就算到了民国，还有个叫程树德的现代法律学问家，照样以为：“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
过去的国人，还有两条理由来论其中的要害。头一条的意思是，简约的法律条文读起来省事儿，不费脑筋，因为一目了然。后一条意思是，简约了，官人不易做奸事儿，因为大家都容易知道法律规矩，从而容易盯着官人的一言一行。
后一条蛮关键。杜预说，“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而且，“法出一门……吏无淫巧”。大唐李世民有类似的言辞：“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琢磨一下，法律条文多了，自然容易出现相互矛盾。条文多得一踏糊涂，找出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对熟悉法律内里机巧的官人来说，自然易如反掌。这有“法出多门”的劲头儿。如此，不安分的官人，便会暗自窃喜。遇到了麻烦，他们一定会揪住有利自己的条文，大做文章。而外行人简直就是云里雾里。
古人反对法律详密，主要是担心官吏“淫巧”、心存不轨。官吏之“淫巧”，用在详密的有时包含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上，自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一个结果：官吏操持了法律统治。而这种统治，又未必是皇上老人家的原本意思。无形中，君王的权力架空了。更为要命的是，架空之时，不仅皇上兴许看不出，而且低层小民也是不知机关。这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
今人不会再为皇上着想。皇上是个过时的“人治”符号，已经做古，顶多当成“历史文学形象”来为人们兴趣调节一二。但是古人的思路依然有益。因为，即便我们认定了法律制定与民主的关系，扔掉了皇权，法律详密而生的问题，依旧放在那里。我们都说，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可是，法律条文汗牛充栋、繁复多样，老百姓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此，何来他们的意志?接下来，老百姓何以知道官人所做的正中他们下怀?百姓只知官人“依法办事”，却不知有时那可能是依“依法”之名、行“官治”之实。反过来，条文简约，百姓看了一准儿明白。明白了也就容易知道官人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详密有其好处，这该是没说的。而详密的好处，也是针对简约的弊端而来的。法律太简单，等于时常还是没有规矩，人们照样不知所措，官人照样可以挥发“淫巧”。事物是利弊兼有。
问题倒是，对今人、古人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意思：将皇权扔掉之后，法律制作得相对简约，百姓就容易像过去的皇上一样，“真正当家做主”，依自己的意思、意志查断官人的所做所为，从而大体避免“官人之治”，保持民主?法律详密，百姓倒是困难了?
这终究是个重要问题。
试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
－－从商品房买卖的视角看
《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这一规定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原则，这个区分原则就是说要区分登记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没有办理登记，只能导致物权不能有效地设立和移转，但是不应当影响合同的效力。我们把这种区分看成是原因与结果的区分——签订合同是原因，产生物权变动是结果。这一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司法实践中把登记的效力与合同的效力混为一潭的局面，现就《物权法》第十五条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的相关法律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是由债权与物权的性质决定的。以商品房买卖为例。卖房者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取得价款，而买房者的目的即在于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商品房买卖合同即成为房屋所有权移转的原因，所有权移转即为这一原因的结果。由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两种不同的权利变动是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只要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达成合意，即产生债权法上的约束力。但由于物权和债权不同，物权是支配权、绝对权、对世权，其变动必须经公示（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才能发生对世的效果，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可见，当债权和物权在同一合同中并存时，合同作为原因其效力不以物权变动结果的公示（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为要件。
现实中，以债权关系变动作为原因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除商品房买卖之外还大量存在。比如，当事人为设立抵押权而订立的抵押合同。订立抵押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设立抵押权，因此，订立抵押合同便成为设立抵押权的原因。进行抵押物登记则是订立抵押合同的结果。抵押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是否生效，并不取决于抵押物是否登记这一结果，而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是否有效。
二、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是由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的模式决定的。按照通说，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移转。”由此可见，我国的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模式。
债权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之间除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外，尚需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一方面，要达到移转物权的目的，首先当事人双方必须达成移转物权的合意，而这种合意只是一种债权合同，而不是所谓的物权合同，因为要达到物权移转的目的，必须完成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方法，否则光有移转物权的合意也不能实现移转物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来完成物权的设定或者移转。[2]关于我国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私有房管理条例》等都明确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依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以登记为要件，只要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合同便为有效。
三、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完全符合合同效力的理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从《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即不动产变动合同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便为有效合同。因此，合同是否有效，从签订之日便已确定，至于合同是否履行涉及的是当事人是否违约的问题，而与合同是否有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转移、变更手续时，购买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买卖合同和契证。显然买卖合同是办理所有权登记的必要证件，而无效合同是不能作为产权登记证明的。因此，通过是否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来决定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观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如果说合同的效力以办理物权登记为要件的话，那么合同的效力就被出让方掌控。比如，当房地产价格猛涨时，出让方为了获取不当利益，为了不履行合同，就不去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结果就使合同无效了。相反，当房地产贬值时，出让方为了履行合同，就去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结果就使合同有效了。可见，如果不将不动产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便会出现由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效力的情况，这不利于交易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四、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者合同规定的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作民法特别是债法的“帝王规则”，对于规范民事活动、维护交易秩序，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了抵押合同之后，如果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不仅抵押权不能设立，抵押合同也是无效的。这一规定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抵押登记导致抵押合同无效，那银行拿了这个抵押合同就没有办法再去找抵押人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银行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也会使那些不诚实守信的抵押人或者债务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关于债权合同与物权及合同无效与撤销权的关系》，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2]同上。
来源: 中国法院网泰和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