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农作物种子经营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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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时代 ，我们的思考
“世界领先的公司正在为‘赚钱’重新定位”
　
何乐群


在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巨大变革过程中，我们积极关注着正在爆发的未来。一些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组织”新形式，将从此演化出来。就目前而言，我们人类组织的形式已透过电脑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要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一体化市场上站稳脚步，我们就不得不苦逼自己进行严谨而又大胆的思考。


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一个规模空前的债务时代。这一债务危机构成了各个国家产业调整和金融体制体系改革的主要障碍，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重大问题。

房地产业的债务问题，在转型时期，尤为显得突出。面对这一严重的后果，如何进行调整，如何突破重围开始有效的投资，需要寻求新的具有开拓性的思考。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与国内处于初级原始状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房地产业调整方式是不一样。而两者所共同面临的债务问题具有相似点。如房地产业的债务问题已隐含了很高的社会成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以内地为例，主要情况由下述归纳而形成：
1）
债务危机误导投资方向，许多房地产项目实际上都是“钓鱼”项目，到处可见。大量的债务实际上是诱饵，除非继续不断地向这些企业投钱，否则投资人或银行就很难收回已放出去的贷款。内地商业银行的非商业化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2）
债务危机亦导致投资不足，尽管目前国内很多企业改革日趋市场化，即采取收购、兼并、合资和股份化等形式，对于负债累累和处于债务危机的企业而言，这些改革很难展开。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人都会对巨额的债务望而却步。即使一个企业确有盈利项目可投资，但由于债台高筑，很难吸引原债主以外的投资人，因为未来的盈利会首先流向那些老的债权人，而新的投资者可能一无所获。

由于目前国内的商业银行无法真正控制拖欠还款企业的权力，无法拥有投资人应有的权力，包括对企业所拥有的最终控制权；相反，银行却成了企业债务变现之目标，因此，解决债务危机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策略构想。

我们知道，在欧洲，由银行实施对企业的控制权，解决企业债务危机的方式很普遍，既所谓的“债权股权化”，在我国推行此类方案则必须慎重。实际上，银行从业人员实际运作中较少经验，弄得不好，又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债务集中化”，适度集中“呆帐”的改革方案，必须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提供信息并有专人实施有效率的运作。

如何分析、比较和部分解决各类债务危机，是目前公司经营的重点，沪港两地专业人才应携手合作，共同为企业提供以企业重整为目标的债务重组，尽可能为有关各方提供协商和讨论定价的机会，以确保负债企业的重整方案和产权结构能产生积极效果。这种方案也为将来的企业不再重复已发生的债务危机找到较为恰当的约束机制。

总之，一家企业要想在今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于不败之地，除适时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之同时，还必须了解企业在整个市场链中的成本，以及在整个经济链中的成本。

我们是在落实一个个债务重组方案过程中逐步了解了未来的脉动，未来已走来，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将更加突出，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对宏观经济运行发生直接影响，拨动的金融市场对国内外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当然对房地产业也直接的。
巨变时代，需要我们积极思考。

我们指全体努力想“赚钱”的人们和企业。


亲友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仇万娥 杨天良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自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化、法律化体现。我国现行刑法总结了长期以来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自首制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首的成立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动投案，是指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司法机关、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说明自己实施了犯罪(或某种犯罪)的行为。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对于犯有数罪(含同种和异种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的一罪或部分犯罪的，应当对其如实供述的一罪或部分犯罪依法认定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和放宽了自首的条件，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侦破案件，有效惩治犯罪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两个案例，引起了我们对自首制度应予完善的思考：
案例一：2003年12月5日夜，被告人王江在A县劫持一辆出租车并把司机打昏推下车（司机被过路人送医院，昏迷5天脱离生命危险），他在开车去西安途中用司机的手机给自己家打电话，告诉父亲他将去西安打工。到西安后，丢弃出租车，把抢得司机的手机卖了300元钱挥霍一空，7日早打电话给父亲要送钱到西安火车站。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王江的父亲，并将王江涉嫌抢劫杀人的案件事实告诉了他的父亲。王江的父亲知案情重大就将王江给他们打电话要钱，人在西安的情况告诉了公安机关，表示愿意协助抓捕王江，希望公安机关能从轻处罚他的儿子。王江的父亲在西安火车站找到了公安人员并不认识的王江，随后公安机关抓捕了王江。王江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王江的辩护人提出了对王江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案例二：2004年2月5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刘强因琐事与张三发生争执撕打，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张三胸部。张三倒地后刘强逃跑至他姐刘芳家，谎称他想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打工没钱，他姐信以为真就借给他500元，刘强当晚就乘火车去了广州。张三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第二天，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找到刘芳了解刘强的去向，告知她弟刘强涉嫌致张三死亡的犯罪事实，希望她能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刘强归案，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安人员的说服教育下，刘芳终于说出了刘强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并说出刘刚的地址，公安机关和广州警方取得联系，广州警方找到刘刚，向刘刚说明案情，希望他协助抓捕刘强，刘刚讲他哥刘强即将到广州火车站，希望抓捕刘强后能从宽处理，在刘刚的协助下，公安人员顺利抓捕了刘强。刘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刘强的辩护人提出了对刘强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这两起案件中亲友积极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没有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弊端：一是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和鼓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促使犯罪嫌疑人归案。对亲友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有悖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二是不利于公、检、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公安机关在做思想工作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承诺如果他们协助抓住犯罪嫌疑人就对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处罚。但检法两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认定，造成公检法之间的相互扯皮，难以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三是挫伤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支持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四是不利于从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中获取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及时侦破案件，有可能使逃犯在社会上继续实施犯罪，影响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建议完善自首制度，在关于认定自首的司法解释中增加“亲友积极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一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样规定，不仅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有利于有效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仇万娥系陕西省渭南市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兼职律师 杨天良系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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