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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09〕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保证参保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跨省）流动并在城镇就业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顺畅转移接续，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农民工。已经按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由原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保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参保人员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其在各地的参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含本息，下同）累计计算；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其中出国定居和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定居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按下列方法计算转移资金：
　　（一）个人账户储存额：1998年1月1日之前按个人缴费累计本息计算转移，1998年1月1日后按计入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计算转移。
　　（二）统筹基金（单位缴费）：以本人1998年1月1日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按12%的总和转移，参保缴费不足1年的，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
　　第五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参保人员返回户籍所在地（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就业参保的，户籍所在地的相关社保经办机构应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
　　（二）参保人员未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由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但对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应在原参保地继续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同时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缴费。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就业或在新参保地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息，转移归集到原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
　　（三）参保人员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受以上年龄规定限制，应在调入地及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第六条　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按下列规定确定其待遇领取地：
　　（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三）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10年的原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四）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七条　参保人员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后，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的规定，以本人各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年限和待遇领取地对应的各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其基本养老金。
　　第八条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一）参保人员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后，由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向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书面申请。
　　（二）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转移接续申请，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向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发出同意接收函，并提供相关信息；对不符合转移接续条件的，向申请单位或参保人员作出书面说明。
　　（三）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接到同意接收函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好转移接续的各项手续。
　　（四）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转移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手续，并将确认情况及时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第九条　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业，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民工在城镇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在农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另行研究制定。
　　第十条　建立全国县级以上社保经办机构联系方式信息库，并向社会公布，方便参保人员查询参保缴费情况，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系统，发行全国通用的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员查询参保缴费信息提供便捷有效的技术服务。
　　第十一条　各地已制定的跨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相关政策与本办法规定不符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由各省级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制定，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缴费年限，除另有特殊规定外，均包括视同缴费年限。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