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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建设厅


关于印发《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建设字[2006]352号


各市建设局（建委、规划局）：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实施办法》已经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发现问题，请及时报我厅勘察设计管理处。



山西省建设厅
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提高其可靠性和安全性，根据建设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活动及其审查、实施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出国家现行规范、规程所规定的适用高度或者适用结构类型的多层与高层建筑工程；体形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工程；以及有关规范、规程规定应当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的高层建筑工程。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与专项审查并实施监督。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
　　第六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立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
专家库由长期从事并精通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勘察、设计、科研和技术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第七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在初步设计时，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申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注意见后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申请书（格式见附件）；
　　（二）设计的主要内容、技术依据、可行性论证及主要抗震措施；
　　（三）工程勘察报告；
　　（四）结构设计计算的主要结果，其中高度超过100米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提供两个不同程序计算的计算文本；
　　（五）结构抗震薄弱部位的分析和相应措施；
　　（六）初步设计文件；
　　（七）设计时参照使用的国外有关抗震设计标准、工程和震害资料及计算机程序；
　　（八）对要求进行模型抗震性能试验研究的，应当提供抗震试验研究报告。
　　第九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书及相关资料后，应当对所报资料的深度、数量进行审查，对达不到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口头或书面告知申请人。
　　（二）根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专项审查审查项目的复杂、难易程度，从专家库中抽取5～9名专家，组成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委员会。
自收到合格相应资料之日起七日内将其送专家阅审；确需考察、调研的，应当组织专家考察、调研。
　　（三）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召开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会，形成签名的书面审查意见，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文件形式下发。
　　第十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抗震设防烈度或者设计地震动参数、场地抗震性能评价、抗震概念设计，主要结构布置、建筑与结构的协调、使用的计算程序、结构计算结果、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抗震性能评估等。
　　第十一条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委员会应当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承担相应的审查责任。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可能发生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建设、勘察、设计等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补充、完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与工程措施。
　　第十三条 具有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专项审查资格的审查机构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当检查设计图纸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
　　未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或未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不得通过。
　　第十四条 通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后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的执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不定期检查或抽查。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初步设计文件未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专项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并依据建设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本办法，未按照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行勘察和设计的，责令改正，并依据建设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儒家的所谓“德主刑辅”来统治的，实际中掺杂了法家的残酷手段、高压政策来奴役人民。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今天，在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营造高品位的公序良俗，这就要求在立法与执法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就是一个很 “人性化”的法律规定。此“人性化”的法律规定，与儒家的“亲亲相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亲亲相隐”的经典，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经典讲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叶县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情况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道德的人，其父亲占有了别人的羊，他就向有司揭发了。”孔子答道：“我的家乡正直道德的人不同于此，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道德就在这里面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亲亲相隐”的经典了。

　　另外，儒家还有两则相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呢？还是应该抓他报官呢？”孔子说：“都不行，扭头跑开才对。”第二个是孟子的学生桃应说：“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让他任命的法官皋陶抓其父亲吗？舜怎样做才合适呢？”孟子答道：“他不能阻挡皋陶抓其父亲。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他很可能是背着父亲逃走，在大海边住下，享受天伦之乐，忘却掌握天下的大权。”

　　“亲亲相隐”主要反映了儒家伦理法系重视亲情的一面，同当前倡导的人性化执政，着重保护人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仿之处。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新刑诉法在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就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也是立法者为防止“至亲”之间反目成仇，家庭亲情遭破坏，同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

　　在具体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执行“至亲”不强制到庭质证方面，要厘清涉及此方面的几个问题，以便正确的贯彻执行新法。第一是要明确刑诉法总则指导分则，但分则的个别条款也可例外；第二是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范围不相同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在共同犯罪或并案处理二名以上被告人时，被告人之间存在“至亲”关系，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和“大义灭亲”从宽处理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

　　新刑诉法在总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九十九条中又进一步强调：“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要依法处理。”在“分则”中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新刑诉法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应当肯定是与儒家“亲亲相隐”有很大区别的。当今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律的主旋律是惩罚与保护并重，在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同时，又要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亲亲相隐”是亲情至上的包庇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唐律中，也是有条件“相隐”的，只能局限于一些很轻的犯罪，而不是重罪，如犯谋反、谋大逆、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不适用“亲亲相隐”这个儒家法系原则。

　　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同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不相同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关于“至亲”应该理解为最亲近的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第一顺序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依照此法规定，兄弟姐妹是法定继承第二顺序人，是同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同等顺序的继承人。也是亲人，但不是最亲近的人。由此看出，不强制到庭质证的证人，掌握的面是很窄的。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兄弟姊妹时，在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且有必要出庭时，也可能存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从严掌握尽量避免。同时还要注意，在新刑诉法中对“近亲属”赋予了新的权利，与老法相比权利内容扩大了。如在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就规定：“近亲属可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代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赋予了近亲属多项新权利，也是立法者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所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

　　在审理同案被告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时，被告人之间是“至亲”关系时，可否“同堂对质”呢？这应该从立法的本意上来理解，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均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可在法庭上作为“证言”来出示，让双方质证，也能产生“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的效果。不应该让存在“至亲”关系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先对眼后翻脸”。如这样做就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了。此问题也有待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还要清楚我国现施行的刑律，是以“大义灭亲”为主题的，但也有为家庭和睦，采取有限容忍的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犯罪，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只有自诉人 “告诉”才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这也是与“亲亲相隐”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刑律的主要方面是拒绝“亲亲相隐”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百一十条至三百一十二条就规定了，明知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所得赃物，而帮助逃匿、隐匿的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是要分别构成窝藏、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此类犯罪往往产生在熟人、亲友之间，碍于面子或亲情而受连累。这也是刑律为维护社会大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关司法解释，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22日制定的《关于处理自首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察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与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这是对“大义灭亲”从轻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发落，让被告人也得到“实惠”。尽量弥补亲人之间所产生的裂痕。

　　儒家的纲常礼教与习惯，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渊源，“亲亲相隐”就在其中，有其合理成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刑律又是一个“重器”，在其修正时能合理的吸取各方精华，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法治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