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律师在上市公司兼并收购中的作用与意义/浦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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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增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李昭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我院2006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25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26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2008年受理此类案件37人，占犯罪总人数的6.1%。犯罪总量和比重均较大，社会危害严重，不利于打击和惩治侵财犯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门调查分析，并结合检察职能提出对策建议。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助长犯罪分子气焰，对侵财犯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许某等人系列盗窃案为例，许某、于某某、李某等11人自2007年5至12月期间，先后在绵阳、遂宁、三台等地连续作案60余起，盗得摩托车、助力车122辆， 分别以1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犯罪分子触犯刑律，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因有专门销售渠道、有专人负责销售，且“价廉物美”，很“抢手”，常“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大，所盗赃物不愁销路，让犯罪分子没有后顾之忧，敢于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二）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还常诱发破坏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等犯罪。以苏某某案为例，苏某某等8人先后在三台县柳池、观桥等地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电信、移动、联通等公司基站的变压器20余次，盗窃电力公司变压器10余次，盗窃村社或单位抽水站、抽水房变压器线及电动机10余次，共作案50余起，后赃物由陈德虎等人转移、销售给废旧收购店，直接经济损失19余万元。造成电信、移动等公司部分线路中断，部分乡村、工厂供电、供水中断的后果，怨声载道。

　　（三）增大打击犯罪难度，妨碍司法机关职能的发挥。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得到的财物更是至关重要的物证，对其正确定罪量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仍以许某等系列盗窃案为例，破案后被盗窃的122辆赃车仅追回20余辆，其余车辆不知所踪，购赃人无从查找，增加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损害“三农”切身利益，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本地来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犯罪对象，一般为五类：一是摩托车、助力车等机动车辆；二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三是通讯电缆、电线等设施组件；四是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五是农村的耕牛、生猪等家畜。本地作为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和生猪生产大县，耕牛、生猪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产增收、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如朱某某一案，谢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在三台县芦溪、金石等地盗窃作案10余次，盗得耕牛23头，并由朱某某等人窝藏、转移至成都等地销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五）阻碍正常二手商品交易，扰乱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商品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二手商品的交易，不但推动了产品流通和技术升级，也节约了资源，避免了浪费。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增多，给正常的二手商品交易制造了麻烦，冲击了民商事活动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让有真实二手商品需求的人们因害怕买到“贼货”而不敢、不愿交易，一方面制约了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仅按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倾销的“贼货”，也扰乱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最终将伤害到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对策建议

　　（一）加重犯罪成本，以矫正“贪小便宜”念头为核心，从源头和思想上遏制犯罪。从实践看来，掩饰、隐瞒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主要是想阻碍司法机关追缴赃物和影响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而是想通过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谋取金钱利益。比如通过窝藏、转移赃物获得好处费；通过代为销售赚取差价；通过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贼货”变相获得利益。针对这一特点司法机关应“对症下药”，加重金钱利益、物质利益的惩罚力度。使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充分衡量犯罪成本，考虑“值不值得”触犯刑律。检察机关针对该类案件应提出较高数额罚金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分子认识到该行为构成犯罪，不但赃物被没收，还会处以比实物价值高的罚金，使其感到“不划算”，犯罪成本大，从而达到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打击力度，正确认识宽严相济政策精神，实现区别对待。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一般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却没有全面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如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滋生新的犯罪和矛盾。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有主动提出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多人多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节的要坚决起诉并提出从严量刑建议，防止惩治力度不够，放任犯罪。对于有购赃自用、赃物价值不大、初犯、偶犯等情节的，应从宽处理。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要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矫正其错误思想，并通过社区的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个别预防和普遍教育的目的。

　　（三）加紧法制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犯罪、远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据调查发现，大多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盗窃、抢劫等犯罪，赃物是不是他人通过违法犯罪所取得的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情形，应广泛法制宣传活动，一是对此类犯罪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并有针对性的发表公诉意见，全面阐述其社会危害性，起到教育被告人和旁听群众的作用；二是结合实际深入案件多发地区的乡村、社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结合有新闻价值的相关案例，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

　　（四）加强专项整治，以规范二手市场、典当行、废旧收购站经营为重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结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销赃的特点，司法机关应主动配合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此类犯罪多发场所进行专项整治，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查处销售赃物活动，对销售、代为销售可疑物品、赃物的，及时处理，避免形成恶性循环。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李昭

国务院


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

（1992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2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活动的管理，保障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具有商业价值的沉船沉物活动。
沉船沉物的所有人自行打捞或者聘请打捞机构打捞其在中国沿海水域的沉船沉物，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外商，是指外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二）沿海水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三）沉船沉物，是指沉没于中国沿海水域水面以下或者淤埋海底泥面以下的各类船舶和器物，包括沉船沉物的主体及其设备、所载的全部货物或者其他物品。
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沉没舰船和武器装备及被确认为文物的沉船沉物不在外商参与打捞的对象之列。
（四）打捞作业，是指根据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对沉船沉物进行的各种施工活动，包括扫测探摸、实施打捞及相关的活动。
（五）打捞作业者，是指具体实施打捞作业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四条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中外双方（以下简称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应得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与监督。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有关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事宜。
第六条 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与中方打捞人签订共同打捞合同，依照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实施打捞活动；
（二）与中方打捞人成立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第七条 中方打捞人为具有实施打捞作业资格的专业打捞机构，其资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专业打捞机构的条件予以审定。
第八条 共同打捞合同和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打捞标的。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在打捞过程中发现的不属于合同标的其他沉船沉物，不得擅自实施打捞。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统一组织与外商洽淡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事宜，确立打捞项目，并组织中方打捞人与外商依法签订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
第十条 外商与中方打捞人签订的共同打捞合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批准。
外商与中方打捞人组成中外合作打捞企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共同打捞合同和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报送审查批准机关审批时，必须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以下简称港务监督）对打捞作业实施方案核准的有关文件；涉及渔港水域的，应当提交渔政渔港监督机关的有关核准文件；涉及海上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应当提交军事主管部门的有关核准文件。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上述合同审批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十二条 共同打捞合同批准后，外商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营业登记，领取营业证；并应当在领取营业证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外商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或者领海内打捞沉船沉物，应当承担打捞作业期间的全部费用和经济风险。中方打捞人负责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办理必要的手续及打捞作业期间的监护。
外商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打捞沉船沉物，应当承担扫测深摸阶段的全部费用和经济风险。需要打捞的，由中外双方按照合同规定实施打捞。
第十四条 外商为履行共同打捞合同所需船舶、设备及劳务，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向中方打捞人租用和雇佣。
第十五条 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捞获物（以下简称捞获物）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或者领海内捞获的沉船沉物，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外商根据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的规定，从捞获物或者其折价中取得收益；
中方打捞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的规定从捞获物或者其折价中取得收益。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捞获的沉船沉物，由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比例对捞获物或者其折价进行分成。
（三）捞获物中夹带有文物或者在打捞作业活动中发现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处理，并给有关人员适当的奖励。
第十六条 外商依法取得的捞获物可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收购或者由外商依法纳税并办理海关手续后运往国外。
外商所得外汇收入或者其他收益，可以在纳税后依法汇往国外。
第十七条 打捞作业者在实施打捞作业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发布航行警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应当将打捞作业的起止时间、地理位置等情况通报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
打捞作业者实施打捞作业时，必须在港务监督核准的作业区域内进行，并按照港务监督的要求报告有关活动情况。实施打捞作业不得使用危害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底设施、海上军事设施和其他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方法。
第十八条 实施打捞作业应当自始至终有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有关人员参加，双方共同负责捞获物的登记和保管工作。
第十九条 所有捞获物应当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港务监督有权责令其停止打捞作业，并可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其中已给国家和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罚款数额按照国家有关海上交通管理处罚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个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的沉船沉物，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