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关于批转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评选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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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公司有限责任的特点决定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其典型特征是利用公司人格表面的合法性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在主观上是故意或恶意的，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公司财产关系混乱、产权不清、损害了第三人合法权益。由于法律对滥用公司人格法律责任由谁承担、承担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方式等规定不明确，惩罚不力，导致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屡禁不止，下面笔者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原因作简要分析，对法律责任承担谈谈看法。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几种表现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实践中的表现千变万化的、多种多样，具体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一人公司仅指股东为一人，全部资本由一人拥有的公司，即形式上的一人公司。广义的一人公司不仅包括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也包括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即公司真正股东仅为一人，其余股东仅为挂名股东，一般表现为家族式公司。现代法学理论认为，公司的特征为营利性、社团性、法人性，所以世界各国立法一般是禁止一人公司的。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为五人以上，因此，我国立法也是禁止一人公司的。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存在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屡见不鲜,有的夫妻两人或一家三口便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有的一人投资，全部资本由一人拥有、一人管理，便设立一有限责任公司，其余股东仅为持有最低股份的挂名股东。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一人公司并不包括我国现有的国有独资公司，虽然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一人公司，但因国有独资公司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传统的一人公司有本质区别，因此，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例外。
2、公司空壳化。公司是法人的一种特殊形态，空壳化公司不具备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所应具备的四个条件。一般空壳化公司不是公司设立时就存在的，有的是因为公司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法人代表与公司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法定代表人强行将财产转移至自己控制的另一公司的名下造成的，也不排除有的公司从成立之时就是一种“皮包公司”。空壳化公司一般有下列几种表现：（1）公司没有自己拥有的财产；（2）公司财产没有维持完整的公司财产记录；（3）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场所；（4）公司与股东之间或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没有实质区分的人格。有的公司一套班子几块牌子，公司之间及公司与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清晰，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错觉。当债权人向其中一个债务人主张债权时，其财产可以随意转化为另一公司的财产，从而达到对抗债权人债权的目的。
3、“挂靠关系”公司。一般挂靠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投资者、操纵者、控制者实为个体或合伙，挂靠在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名下，大多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公司对“挂靠者”经营状况、债权债务等情况不闻不问，“挂靠者”的目的是规避法律，逃税、逃避债务，不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受利益趋动而为之。实践中“挂靠关系”公司又分“公开挂靠”和“秘密挂靠”。“公开挂靠”是指挂靠者与公司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挂靠者对外以自己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公司以挂靠者之间财产关系明确，公司对挂靠者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秘密挂靠”是指挂靠者与公司秘密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挂靠者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
二、滥用公司人格现象产生的原因
1、法律规定不完善。我国法律对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很难找到法律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工商登记部门对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登记把关不严，缺乏行政监督。只有公司被控制者利用，进行了规避法律或者逃避债务，从而损害了债务人合法权益，且在有关当事人提出公司人格否认主张时，法院才从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对公司人格进行审查。所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实质性一人公司。对于“空壳化公司”，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法人应具备的条件，但对公司成立以后产生的空壳化现象还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无论是工商登记机关，还是法院，都未建立系统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使空壳化公司得于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对“挂靠关系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曾多次发出通知，坚决取缔“挂靠关系公司”，但挂靠公司还是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法律对“挂靠关系公司”的操纵者、组织者惩罚不严，使他们有利可图，甚至有的公司根本不存在挂靠关系，公司的操纵者、组织者为逃避债务，恶意串通，把公司财产说成是“挂靠者”的财产，规避法律制裁，发不义之财。
2、公司管理不规范。从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分析，滥用有限责任公司人格的情况较多，而滥用股份有限公司人格的情况几乎没有。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司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公司的作用并不是自发地体现出来的，它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②。目前因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程序简便易行、组织机构简单灵活，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趁。他们利用公司有限责任的特点，蓄意制造“皮包公司”、“挂靠公司”、“实质性一人公司”等等。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公司的主要形式，但当公司缺乏法律制约，无规则运作的时候，公司给社会带来的将是混乱。相对而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程序复杂，组织机构健全，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管理较严，基本杜绝了他人滥用股份有限公司人格权的机会。
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涉及党的政策，又涉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既涉及人民法院与工商登记机关的协调配合；又涉人民法院内部审判业务庭与执行机构之间的权限分工。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承担责任的方式，笔者认为有三种：一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二是承担连带责任；三是承担有限责任。针对目前存在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便明确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
1、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其宗旨在于将商业风险合理地分配于其他当事人之间。笔者认为工商登记部门，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庭、执行庭均可行使公司独立人格否认权，只是其行使的条件有所不同。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我国自《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开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理论就已经确立，不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成立四个条件的就可以对其法人人格进行否认，公司只不过是法人的一种形态，也不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追究负有出资义务的主管部门在出资范围内的民事责任，这些规定实际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关于企业开办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对企业法人资格不予认定”。这实际上就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最初形态。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素建立系统、完整可行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程序及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由谁行使公司人格否认权等都要有具体规定。具体程序涉及人民法院与工商登记机关的协调配合，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通知。
2、明确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严格加以制裁。首先要明确责任范围及责任方式。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责任范围、责任方式如何界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要求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是按查明的事实，明确由公司或其控制者、操作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确认滥用者的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应严格考察被否认人格的公司与其控制者、利用者的实质关系，认真地把握否认公司人格的要件。
（1）将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使之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实质性的一人公司和秘密“挂靠关系”公司。对于一人公司，其性质实际为个体或者合伙，对此种情况应通过工商登记部门、法院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先否认一人公司的人格，再让一人公司的开办者、投资者或操纵者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很极端，好向简单地将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要求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不公平、不合理。但要看到实质性的一人公司实为合伙或个体，且主观上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样处理，符合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也正是公平、合理在此的体现。对于秘密挂靠公司，因挂靠者是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对公司的债务，挂靠者和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笔者就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人民法院在执行某公司的财产时，某公司称此财产是挂靠者的财产，不能执行。三天后拿出挂靠协议，而挂靠者对外经营都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法院无法判断此财产是否真属于挂靠者的财产，也无法排除该公司与他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法律规定不明确。笔者认为挂靠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应由公司承担责任的错觉,具有欺骗性质，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应该由挂靠者和操纵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挂靠者确实为公司承担了债务，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挂靠者和公司的财产争议可另案处理。对“公开挂靠公司”，因挂靠者与公司财产关系明确，挂靠者是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对此种情况，挂靠者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公司应在所收取的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公开挂靠公司也应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
（2）对于空壳化公司中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情况，如果公司之间或公司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不清晰，公司财产没有维持完整的财产记录，经查证落实后，任何一个公司对所挂牌的所有公司的债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没有财产、没有固定人员的空壳化公司，工商登记部门和法院均可责令其主管部门（没有主管部门的责令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后，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再通过审计部门审计后，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
（3）将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作为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在特定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公开挂靠公司”。对“公开挂靠公司”，因挂靠者与公司财产关系明确，挂靠者是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对此种情况，挂靠者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公司应在所收取的管理费的范围内对外承担责任，对于公开挂靠公司也应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
笔者以上对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及承担责承任方式、范围作了间要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除了依照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外，还应对实施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人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
　 向建军，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章富翠，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联系电话：0717-6736940 18972005929
　　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会签的《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发布以来，全国许多地方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08年初就开始关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问题，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向无锡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最终推动出台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以下简称《救助条例》）这一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地方性法规，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救助条例》施行以来，无锡中院发挥能动司法的职能作用，规范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些成效的取得，主要归结于正确理解与规范实践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此，笔者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规范模式及理性实践问题作较为系统阐述，供各地实践时参考。

　　救助制度目的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由于被害而造成的生活困难，更主要的是在被告人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给予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一定的救助，防止赔偿不到位而造成“次伤害”的恶果，从而舒缓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情绪，实现平息与化解矛盾之目的。无锡市《救助条例》制定当时的基本目的是立足于解决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生活困难，但是，仅仅为了解困之必要而制定一个地方性法规，似有小题大做之嫌，毕竟在当今社会解困的途径是多元化的。正如《救助条例》施行之初，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阶段对个别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实施了救助，但救助工作完成以后，案件诉至法院，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的还获得了高额的民事赔偿，有的没有获得赔偿后再次申请救助，但因救助只能一次进行，不能重复救助，救助工作前置化导致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化解。因此，在当今社会矛盾凸现的时代背景下，确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能单纯为了解困之目的，更主要的是全力化解涉诉矛盾，这才是确立该项制度的根本目的。

　　救助制度核心

　　稳定的救助专项资金，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的核心因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现了国家救助的特性，就现阶段而言，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待时机成熟以后，可以由中央财政作些补充或许更符合我国国情和救助工作的性质特点。各地在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救助标准及救助资金的确定数额，从而给地方财政预留基本的保障额度。同时，对于救助资金和救助标准的确定应当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就地市级财政预留救助资金一般按照该地中级人民法院近些年来一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数量的平均数来确定；救助标准的确定按照《八部委意见》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案件管辖地一般理解为地市级，但我国诸多省份内不同地市级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为此建议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准来确定或许更为合理。

　　救助的条件

　　按照《八部委意见》确定的当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重点是：因严重暴力犯罪造成严重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刑事被害人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已经死亡，与其共同生活或者依靠其收入作为重要生活来源，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近亲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的被害人非死即严重致残，此类犯罪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般明显不足，这些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往往最需要得到国家的救助。这是当前推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重点救助对象。

　　重点对象确定以后，开展救助工作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案件发生在本辖区，而不限于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本辖区常住人口；二是经调查确认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如果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经双方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一般不进行国家救助；三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因被害造成生活困难，有的甚至被害人尸体长期存放于殡仪馆，火化或者入葬的经济能力不具备，对此在救助的同时应当一并予以协调解决。

　　救助的前提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因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以后造成严重伤残或者死亡，本人或者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生活陷入困难而引起。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后，并非不加区分直接启动救助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规定，一般应当在全面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合理诉求后先行组织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的，附带民事诉讼即为终结。只有当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明显不足，双方无法达成调解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出判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成为一纸空文。在此情况下，动员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撤回附带民事诉讼，提出国家救助的申请，并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这就是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前提。将不上访、不信访的承诺，作为启动救助的前提之一，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的启动是刑事一审程序中保障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合法权益的最后环节，不能在开展救助工作以后再出现引发上访、信访事件；二是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现国家救助的特性，国家运用财政专项资金给予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困难救助，展示了敢于担当的国家责任，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救助以后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承诺，体现了对国家救助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这是国家应得的回报，符合对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启动救助程序以后，再出现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上访、信访，证明启动救助程序时的释明工作不到位、救助的时机不成熟、救助的条件不甚符合，对此应当特别加以强调。

　　救助的节点

　　《八部委意见》对于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分别开展救助工作的情形作了相对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明确了开展救助工作的节点即具体个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含执行）三阶段的程序终端环节，具体而言，就是当案件无法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或者正在侦办的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时，由公安机关提出救助意见；案件提请检察机关起诉，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由检察机关提出救助意见；案件诉至法院以后，就由法院提出救助意见。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当案件能够进入下一诉讼阶段或者环节的，前一阶段或者环节不能开展救助工作，否则会给后阶段的诉讼活动特别是矛盾纠纷的化解带来不利因素。特别是当案件诉至法院以后，被告人是否具备赔偿能力或者能力大小问题，可以作相对深入的调查了解，被告人或者亲友一般也愿意积极赔偿，争取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谅解，毕竟在量刑时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只有发现被告人确实无力赔偿，此时启动救助程序，时机就比较成熟，案件的总体处理方向也相对明朗化。

　　就当前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现状而言，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为主、基层法院适度开展。在法院审判和执行的哪个环节救助更为适宜？就此问题，无锡中院进行了深入实践和探索，普遍认为在审判环节开展救助工作效果更为显著，主要理由是：一是审判环节在穷尽合法手段调处附带民事诉讼无效以后，及时开展救助工作，动员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空判”，缓解因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压力；二是审判环节启动救助程序之前一般要求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可以及时平息和化解涉诉矛盾，减轻上访、信访压力；三是审判环节开展救助工作，可以为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死刑政策打下坚实基础，确保刑事判决不受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情绪影响。当然，如果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坚持附带民事诉讼而不愿意撤诉的，在此环节就不能开展救助工作，只能依法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待执行环节再视情而定。

　　救助工作流程

　　一是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在刑事审判一审环节对于穷尽合法手段确认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调解工作无法继续开展时，主审法官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主动告知可以申请国家救助，但必须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并作出不上访、不信访的书面承诺，然后提出书面申请。

　　二是合议庭对于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生活困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提出初步的救助意见报庭长和分管副院长逐级审核。其中，救助金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被害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大小以及被害后的生活困难状况，合理确定救助金额，保持个案之间的相对平衡，绝对不能根据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情绪激烈程度来确定救助金额。

　　三是法院内部逐级审核以后交由救助主管机关（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审批，并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

　　四是救助主管机关审批同意以后，将审批联交同级财政部门拨付救助金，一般采取逐案拨付方式，将救助金划入法院账户。

　　五是主审法官据此按照审批确定的救助金额进行发放，其中庭长应当监督救助金的安全规范发放，防止冒领或者诉讼代理人等隐匿部分救助金的情况发生。

　　六是救助审批全部资料随诉讼案卷归档备查。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