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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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人民政府令
第165号


《抚顺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业经2012年12月7日市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王桂芬
二0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抚顺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规范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行为，提升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质量和成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是指使用下列资金（或资产）占概算总投资比例50%以上的，或者投资比例虽不足总投资比例的50%，但政府拥有项目建设、运营实际控制权的建设项目。　　　
　 (一) 本级财政预算资金； 　　　
　 (二) 上级部门专项补助资金； 　　　
　 (三) 国债资金；　　　
　 (四) 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政府贷款等政府主权外债资金；　　　
　(五) 通过政府信用贷款或政府承诺偿还的方式所筹资金；　　　
　 (六) 政府发行的债券、彩票及接受的各类赠款、捐款；　　　
　 (七)其他政府性资金或资产。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审计机关（以下简称审计机关）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工作。发展和改革、财政、监察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审计机关做好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工作。政府投资建设重大项目实施审计，审计机关可以会同发展和改革、财政、监察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第五条 市本级以上或者主要是市本级以上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由市审计机关负责审计；县、区或者主要是县、区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由县、区审计机关负责审计。　　　　
市审计机关可以审计由县、区审计机关负责审计的建设项目。
第六条 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专业机构参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审计机关应当制定相关工作规范,加强对聘请人员和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审计机关、审计人员和聘请人员进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应当遵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的原则。
第八条 审计机关履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职责所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
审计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被审计单位收取费用。
第九条 审计机关负责编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年度审计计划中应当确定被审计单位和审计方式。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经本级政府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并告知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应当根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开展审计工作。未被列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中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抽审。
第十条 审计机关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以及涉及公共利益和民生的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实施跟踪审计。
第十一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实施跟踪审计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全过程进行审计。跟踪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履行项目审批程序情况；　　　　
（二）项目建设规模、内容、标准和概算是否符合审批文件要求； 　　　　
（三）项目征地拆迁、勘察、设计、监理、咨询服务等前期工作相关资金运用的真实性、合法性；　　　　
（四）项目招投标履行情况；　　　　
（五）项目建设的财务收支以及建设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　　　　
（六）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代理等单位资质等级及其收费标准；
（七）项目合同履行情况；　　　　
（八）项目工程质量管理情况；　　　　
（九）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职责履行情况；　　　　
（十）项目所涉及的现场签证、设计变更、设备材料采购等内容。
第十二条 审计机关进行跟踪审计过程中，可以对项目标底控制价进行审计；可以对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各个环节财务政策的执行情况，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以及项目分部分项工程的造价控制情况进行专项和阶段性审计，作出审计评价或提出审计建议。
第十三条 跟踪审计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可以委托有资质的质量监督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查。
第十四条 跟踪审计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在工程量、材料价格、设备采购价格以及设计发生变更且影响工程造价时，被审计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审计机关。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进行结算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后30日内将工程结算资料报送审计机关。
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被审计单位交齐工程结算资料之日起45日内，对单项工程进行结算审计，出具审计结论性文书。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在签订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有关的施工合同时，应当载明结算完成前预留不低于合同总价款20%（含质量保证金）的待结工程价款。
第十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被审计单位竣工决算编制完毕后开展决算审计。决算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竣工决算报表和竣工决算说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总投资控制情况、资金到位情况以及对建设项目的影响程度；
（三）征地、拆迁费用支出和管理情况；　　　
　（四）建设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无转移、侵占、挪用建设资金和违法集资、摊派、收费情况；　　　
　（五）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核算、设备投资核算、待摊投资的列支内容和分摊以及其他投资列支的真实性、合法性；　　　
　 （六）交付使用资产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七）项目基建收入的来源、分配、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　
　 （八）项目尾工工程未完工程量和预留工程价款的真实性。
第十九条 审计机关进行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应当自被审计单位交齐工程竣工资料之日起45日内出具审计结论性文书。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进行跟踪审计、结算审计或决算审计的基础上开展绩效审计，对建设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分析、评价和提出审计建议。
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根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并应当在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遇有特殊情况，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
审计通知书中应当明确审计中对与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取得项目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被审计单位应当完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和财务核算资料。资料包括：　　　　
（一）项目的批准文件、立项依据、开工手续；　　　　
（二）设计资料——设计说明书、施工图(含所涉及的标准图、会审记录)；　　　　
（三）招标文件全套(招标文件，含标底或预算控制价、工程量清单、招标答疑纪要等)，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全套、合同(包括技术及商务标、综合单价分析表、施工组织设计等)；　　　　
（四）有关单位编制的工程预算、工程量计算书；　　　　
（五）采用的定额、编制规定及配套的各种调整文件；　　　　
（六）乙方编制并经建设单位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技术措施方案；　　　
（七）设计、施工和验收的技术规范；　　　
（八）材料、设备的市场信息和购货合同；　　　
（九）批准的概算书；　　　　
（十）经审核的工程结算书或乙方编报、送审单位提交的工程结算书(施工方、业主方签字认可)；　　　
（十一）竣工图(如无竣工图，应提交原设计施工图、施工图会审纪要、现场会议纪要)；　
（十二）设计变更通知及其附图；　　　
（十三）现场签证单及甲乙双方认可的索赔文件；　　　
（十四）甲方对工程所用材料、设备的认质认价清单(即定额中未计价材料、设备的计价)；　　　
（十五）甲方供应材料、设备的购货合同和结算清单；　　　
（十六）施工的补充合同或协议；　　　
（十七）乙方申报并经监理公司审核后的工程进度表、工程量清单、隐蔽工程记录清单；　
（十八）工程造价管理部门颁发的有关造价调整文件；　　　
（十九）竣工验收资料；　　　
（二十）施工单位资质证、取费证；　
（二十一）其他与工程造价有关的资料；　　
（二十二）工程的会计财务资料：会计核算资料(会计账簿、会计报表、银行对账单、会计凭证、工程物资台账及盘点表及其他相关资料)等；　　　
（二十三）主要设备清单，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厂家、数量、价值、订货、到货、验收、入库、出库情况；　　　　
（二十四）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器具、办公家具清单(包括名称、规格、型号、价值、保管、支用部门)；　　　
（二十五）其他资料。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和审计调查时，被审计单位应当提供真实、完整的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纸质与电子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审计机关依法审计。
第二十四条 审计组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施审计后，应当将审计组的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单位征求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收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书面反馈意见，超出10日未反馈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审计组应当进行复核。异议成立的，审计组应当修改审计报告。审计组报送审计报告时，应当将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意见进行复核，经审计业务会议审议后，提出审计报告；需要作出处理、处罚的，应当作出处理、处罚的审计决定；需要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应当依法作出移送处理。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组审计结束之日起60日内作出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并送达被审计单位，同时抄送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
第二十六条 被审计单位应当自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30日内，将审计报告列明问题的整改情况和审计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　　　　
审计机关应当自审计决定生效之日起60日内，检查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　　　　
超过规定期限，被审计单位拒不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申请本级人民政府督促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并提出审计建议，并同时通报有关部门。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应当纳入本级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未履行项目审批程序，违反项目审批文件，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筑装饰和设备购置标准以及建设计划外工程的，审计机关应当建议有关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因勘察、设计单位的过错造成项目预算失控和重大投资损失的，审计机关应当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单位依法追究勘察、设计单位的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应当建议有关部门依法降低其资质等级或者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工程结算中多计工程款项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其予以调整；已签证多付工程款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收回或者直接收缴。 　　　　
施工单位偷工减料、虚报冒领工程款金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并建议相关部门追究有关责任单位或者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审计机关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中，发现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通知财政部门暂停拨付或者建设单位暂停支付资金。已经拨付或者支付资金的，建设单位应当全额追回违规资金，属于财政资金的上缴财政部门。 　　　　
发现应计、应缴而未计、未缴各种税费的，审计机关应当督促有关单位补计、补缴，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建设单位未预留或者未足额预留待结工程价款的，由审计机关予以警告，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已付出工程价款超过审计结果的，超过部分由审计机关责令建设单位予以追回；造成严重后果的，审计机关应当建议相关部门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审计的，由审计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被审计单位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部门、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第三十四条 审计机关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中，发现不属于审计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处理的问题，应当向有关部门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并提出审计建议，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三十五条 审计人员在审计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明知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而不主动回避，并产生不良后果的；
（二）索贿、受贿或者谋取接受不当利益的； 　　
（三）隐瞒被审计单位违反财经法纪等问题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 　　
（五）对受理投诉举报问题不认真调查处理，向被举报人泄露举报信息的；
（六）对聘请的专业人员的审计工作未全面履行监督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与被审计单位、聘请的专业人员及社会中介机构串通舞弊的； 　　
（八）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试论公务受贿罪刑罚种类之完善

张连华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市 200042


内容提要：刑罚是刑法中相当重要的环节，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刑法的适用效果。本文认为，公务受贿罪的刑罚种类应当予以适当增补和限制，同时结合各种影响该罪法定刑的情节进行量刑。
关键词：公务受贿罪 刑罚 量刑 法定刑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务受贿罪依照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处罚。该规定虽然为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规范性标准,但是我们认为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公务受贿罪的法定刑，探讨如何完善的问题。
一、公务受贿罪法定刑之立法规定
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于具体犯罪的刑法种类和幅度。它是司法机关对刑事被告人判刑的法律依据，也是刑罚适用的公正性的基本保证。[1]从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至今关于公务受贿罪法定刑有如下规定:
（一）1979年刑法分则第八章渎职罪
第185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赃款、赃物没收，公款、公物追还。
犯前款罪，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下称1982年决定）第2条：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1979年刑法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决定》（下称1988年补充决定）第5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贪污罪规定处罚。即:
〈1〉个人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二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受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索贿的从重处罚。
（四）1997年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关于公务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只是对1988年补充决定的“个人数额”由“五万元”、“一万元”、“二千元”分别修改为“十万元”、“五万元”、“五千元”；并增加了“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按照累计数额处罚”，其余并无多大差异。
二、公务受贿罪刑罚种类及完善
从以上立法规定来看，目前我国公务受贿罪的刑种包括：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四种主刑和没收财产一种附加刑，剥夺自由刑和生命刑适用广泛，财产刑和资格刑适用狭窄。
作者认为，该罪刑种的规定与其他一些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不足。以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地区为例。新加坡刑法对公务受贿罪设置了较轻的刑罚：一般为七年以下监禁或者单处、并处罚金。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确立了层次清晰的刑罚种类：财产刑——高额罚金，资格刑——10年内丧失任职资格等，绝对确定的自由刑——1、3、7、10年有期徒刑。但这两国都能较好地遏制公务受贿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大量调查表明，对公务受贿罪犯罪人而言，并不在于判多少年自由刑或者死刑，而在于进入司法程序的可能性大小，他们对判刑可能性的关注远远胜于轻重的关注。[2]这是一个犯罪侦察和防范的问题，在此不作赘述。就立法而言,存在的问题不是公务受贿罪的罚则过轻,而是该罪法定刑设置的不合理。这其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根据公务受贿罪的性质、特点，确定适当的刑罚种类问题。我国目前出现“重而不严、法不责众”的现象，立法、司法机关过于相信死刑、无期徒刑的威慑力，不仅未能对公务受贿罪进行有效控制，还招致了国际上对“人权”、“死刑”等方面的批评，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形象。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我们认为，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增加财产刑的适用。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金钱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反映在法律制度中，要求立法者在刑种规定上重视罚金刑起到预防遏制犯罪的作用。根据大量调查统计表明，公务受贿罪大多表现为以权谋私利，1997年刑法也将其规定为“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因此说它是一种贪利型犯罪不为过。立法上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加重经济处罚，可谓罚当其罪，较好地提高了行为人预期的犯罪刑罚成本。就目前设立的两种财产刑而言，应为公务受贿罪增设不同规格的罚金刑，同时限制没收财产刑的适用。
从对现代中外公务受贿罪立法比较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罚金刑，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对公务受贿罪规定了10万元罚金（依简易程序定罪）或30万元罚金（依公诉程序定罪）两档；台湾地区规定5000元以下（普通公务受贿罪）或1万元以下（违背职务的公务受贿罪）两种罚金；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有罚金刑的规定。[3]罚金刑已是一种业经公认、行之有效的刑罚方法，这也是由公务受贿罪的性质和情节所决定的。近几年来很多犯罪嫌疑人产生了“拼坐几年牢、捞取万贯财”的主导思想，而罚金刑对这种贪利观念正是有利的打击。同时罚金刑可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主观恶性程度轻重进行分割判处，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罚金刑还具有经济性、误判易纠性，由于执行简便，相较其他刑罚而言投入最小，并且因为不对犯罪人进行关押，可避免犯罪人的交叉感染和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基于以上有利之处，对公务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增设罚金刑作为附加刑，罚金数额可参照一般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而有所增加。同时对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及数额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的，可增加规定选科罚金刑，即由法官对自由刑和罚金刑择一适用，不可同时适用；对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可增加规定得并科或可并科罚金刑。还应当增加罚金的相关执行制度如延期交纳制度、易科制度等，规定犯罪人交纳罚金时必须说明来源，犯罪人如不在指定期限内缴纳罚金的，由短期自由刑替代等。
当然要真正达到罚金对公务受贿罪的遏制，还必须防止司法中的两个误区。首先必须防止以罚代刑和株连无辜。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应当判处主刑（自由刑）的，以罚金、没收财产代替，应当判处刑罚的，以行政处罚（罚款）、行政处分代替，导致判决刑过低，公务受贿罪逐年上升，民众对此极其不满。同时在一些案件中大多是家属为犯罪人负担退赃退赔、罚金，一方面使未犯罪的家属受到实际的损失，有悖罪责自负的刑罚原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不同经济状况的犯罪人的实际不公。其次应防止将追征追缴与罚金刑相混淆或者在判处罚金时考虑犯罪人的支付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赃款赃物没收征缴与罚金刑的执行相混。赃款赃物没收征缴是刑事诉讼中的必然措施；而罚金刑则是判决确定的刑罚，它是防止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便宜或助长其隐匿财物的有效方法，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在判决是有时司法机关会考虑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并认为这是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立法上也规定罚金数额由犯罪情节所决定，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刑罚执行时应考虑的问题。
作为财产刑的另一种——没收财产刑，对于公务受贿罪而言应减少适用并严格执行。由于没收财产刑是将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它比罚金刑要严厉的多。而且要认定和分割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较为困难，很难执行。同时它还剥夺了犯罪人重新社会化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利于感化教育和预防其重新犯罪。因此应减少其适用，建议只有针对主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才能适用没收财产刑。在执行时防止“罪责株连”，必须严格区分犯罪人个人财产，并且注意保留犯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体现刑罚人道主义精神。
（二）、增设资格刑刑种，丰富资格刑内涵。
从公务受贿罪的性质和客体看有两种观点，罗马法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了职务的不可收买性的法益，损害国家权威和公务的威信；日耳曼法则认为破坏的是职务的不可侵犯性的法益，损害公务的公正性。[4]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或公务行为。从我国刑法发展来看，1979年刑法将其归入渎职罪一章，1982年决定认定其为破坏经济的犯罪，至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1988年补充决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为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公务受贿罪的本质和客体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从这些变化分析，资格刑的适用更能体现刑罚的效用。
资格刑一般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资格的刑罚，主要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如剥夺公职、名誉权、从事特定行为的权利等等。被誉为东方法制史枢纽的唐律为了强化惩治效果，突出了公务受贿罪法定刑的层次性，设置了除名（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免官（免爵，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两种资格刑。[6]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公务受贿罪中规定了资格刑，尤以剥夺公职为多，如英国、香港地区等。应该说资格刑的适用，剥夺或限制了行为人再犯公务受贿罪的能力，这一独特功能是其他刑罚无法比拟的，同时它维护了国家的威信，纯洁了公职人员的队伍，修补了被侵害的法益。因此我国可在借鉴史律和他国法律基础上，增设资格刑作为公务受贿罪的刑罚。就我国目前规定的资格刑来看，称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和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但在立法司法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否定评价，不利于发挥该刑罚方法的功效，易造成犯罪人无法回归社会，不利于教化。因此在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时应注意淡化其政治色彩，并增加适当规定。如政治权利和担任职务权利分立，可单独适用，不存在连带关系；又如剥夺主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荣誉权。同时应完善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制度，如监督考察制度、复权制度等。
（三）、顺应轻刑化发展趋势，废除死刑的适用。
总的来说，刑种的运用一方面应体现我国对公务受贿罪的从严打击，另一方面也应符合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死刑作为一个刑种，其存废已争论了两百多年，就我国国内而言达成共识的是：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就公务受贿罪一罪而言应当说具备了废除死刑的基本条件。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死刑的限制和废除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义务；同时规定公务受贿罪可适用死刑的也仅我国、俄罗斯、泰国等极少数国家。从国内观点来看，学者大多认为对于公务受贿罪这种贪利型犯罪而言废除死刑是合乎理性的。重刑尤其是死刑并不能当然地遏制犯罪已是公认的事实。“惩罚的警戒作用绝不是看刑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7]从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刑法来看，遏制公务受贿罪并非依靠重刑（最高刑都为七年监禁），而是设置了完备严密的法网，防止犯罪人规避法律；设置了罚金刑等财产刑，提高了犯罪人的刑罚成本，达到较好的犯罪预防效果。
三、公务受贿罪的数额与情节
我国一直以来对犯罪数额有着相当的迷信，数额中心论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犯罪数额。立法上处处可见以犯罪数额来确定法定刑幅度，司法中也以犯罪数额决定罪和刑。以1997年刑法关于公务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按照受贿数额氛围四个档次，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刑罚幅度；司法实践中更是唯数额为上。[8]应当说受贿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它仅仅是确定刑罚幅度和量刑的一个因素，它既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应当置之不理。
刑法的规定显示，公务受贿罪侵犯的法益主要为公务的廉洁性，刑罚幅度的确立应主要基于对公务及廉洁性的侵害程度，以是否违背职务及实施了违背职务的行为等规定不同的法定刑，既达到立法上维护公务活动公正廉洁性的意愿，也便于司法操作。而且从该罪的发展来看，贿赂的范围已由财物等物质性利益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如果一味强调数额，则无法对收受非物质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定罪处罚。
同时数额还具有难以确定的情况，由于公务受贿罪的隐蔽性，司法过程中证据往往难以收集，大量隐案、黑数也日益凸现。数额中心论使侦察人员疲于搜集该方面的证据，实践中出现大量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甚至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之怪现象。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固定的数额规定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了刑罚实际上逐年加重。如果以数额作为决定性因素，那么数额在立法司法上需要不断地修改，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这显然有悖于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因此本文认为，在定罪量刑上，数额仅是所有综合考虑情节中的一种，其他情节应受到同等重视。司法解释中应根据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确定影响量刑的相关情节。可包括以下情节：
1、受贿后是否使国家、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分为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三档。
这在1979年刑法和1988年补充决定中都有体现。但当“为他人谋取利益”等构成它罪实行数罪并罚或依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时则不能再将其视为遭受重大损失情节。
2、受贿的目的、动机、认罪态度，受贿次数、持续时间等如一年受贿两次以上或发生在战争、灾难期间等。
3、受贿是否乘人之危，是否索取或变相逼取贿赂（利用权势等），是否收受或索取外商财物、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等。
4、应区分一般公务人员与特殊公务人员的受贿。我国古代唐律中就有规定“监临、势要受贿从重”。日本刑法对司法人员、领导人受贿处罚重于一般公务人员。[9]针对我国目前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司法执法部门受贿犯罪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应规定特殊部门和领导人员受贿处罚重于一般部门和普通公务人员。
5、区分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即立法上规定的仅为收受贿赂不违背职务的公务受贿罪处罚，司法上对违背职务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若收受贿赂后作出违背职务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则一般依牵连犯理论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
6、关于第386条“索贿的从重处罚”之规定。索取贿赂比收受贿赂处罚从重，这为大多数国家刑法所认可，本无不妥，应该说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但我们试从第385条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析，“……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索贿”与“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相同地构成受贿罪要素。因此比“收贿”行为严重的“索贿”行为已经作为单独的犯罪构成要素，不需“为他人谋利”的辅助，已经体现了对“索贿”的从严治罪。但在量刑时却又重复规定索贿从重，违背刑法禁止对同一行为重复进行评价和罪刑均衡的精神。即在某种严重情节已作为构成要素评价时，不能再作为从重量刑的根据。[10]对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不设置“为他人谋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索取贿赂作为一般受贿罪（收受贿赂）的从重量刑情节或者单独规定其构成加重受贿罪，处罚较一般受贿罪重即可。
四、公务受贿罪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