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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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乌海政办发〔2008〕73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乌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乌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励办法（试行）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校强化管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全面提升我市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励对象：当年及前三年毕业生规模均在100人以上普通高中的优秀应届乌海籍高中毕业生、毕业年级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
第二条 一中、十中前三年二本以上上线率，其它高中本科以上上线率的平均值为各普通高中当年的基础目标。
第三条 当年一中、十中二本以上上线率，其它高中本科以上上线率每高出基础目标1个百分点奖励毕业生800人以上学校5万元，500-800人的学校2万元，200-500人的学校1万元，100-200人的学校5000元。
第四条 对照本校前三年重点本科上线率的平均值，当年重点本科上线率每高出0.1个百分点奖励毕业生800人以上的学校1万元，500-800人的学校5000元，200-500人的学校2000元，100-200人的学校1000元。
第五条 被985学校（不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者，每有1名奖励2.5万元，其中奖励班主任5000元、其它科任教师（指高考文化科目）每人3000元、被录学生5000元。
第六条 被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录取者，每有1名奖励8万元，其中奖励班主任2万元、其它科任教师（同上）每人1万元，被录学生1万元。
第七条 上述奖励资金全部由市财政安排。其它学校内部奖励由学校自筹资金，自主安排。
第八条 上述奖励资金总额为每年100万元，按照第六条、第五条、第四条、第三条的顺序，依次安排。
第九条 各项指标的计算均以在册应届乌海籍毕业生数为基准，以市招生办提供的数据为依据。相关数据需由教育局、监察局、财政局、新闻等部门人员组成评定小组予以认定。
第十条 在教学管理、招生、报考或考试中违反教育政策、法规或有关规定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当年评奖资格。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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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巨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5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时，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方式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及返还财产。法院根据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并依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判定。
三、基本案情
原告万递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等业务的企业。2001年11月，经万递公司申请，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对其开发的《Wise2000信息导航系统》、《Wind证券资讯导航系统》、《Wind数据库复制系统》等软件产品进行了登记，并发给软件登记证书。
被告巨灵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信息咨询。2003年5月，万递公司诉称巨灵公司采取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了其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证据保全。2003年5月20日，法院依法对巨灵公司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复制了涉嫌与万递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1856份计算机文档，并查封、扣押了涉嫌侵权的计算机主机。经查阅巨灵公司的账册，没有发现万递公司所称的巨灵公司取得该商业秘密而支付报酬给万递公司员工的财务凭证。
经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被保全的部分计算机文档进行质证，双方确认其中的技术信息部分与原告万递公司提交的前述四套软件的文件目录名称相同，但文件的字节数、更改时间不同。在质证过程中，打开其中的wiseI文档，在电脑中显示的内容为原告的Wise导航系统（2.0版）简易安装说明。为确定被保全的计算机文档内容是否与原告的前述四套软件一致，或者是在原告四套软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法院拟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软件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并通知双方当事人预交鉴定费用，原告预交了6万元鉴定费用，但被告拒绝预交鉴定费用，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
在质证过程中，打开被保全的计算机中的有关文档，在电脑中显示的内容包括：原告万递公司的Wind金融工程数据库介绍，Wind资讯项目服务报价单，Wind服务标准，原告的华南地区客户资料，原告为客户作的项目分析报告，原告的员工绩效考核表、经营业绩汇报表、聘用合同、保密协议等。在上述保密协议的格式条款中，原告将其软件技术资料、经营策略、策划报告、财务数据、人事行政文档、客户资料等均列为商业秘密，要求员工不得复制、泄露。
被告巨灵公司认为法院保全的计算机文档，系原告派人或者通过远程操作复制到被告计算机上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四、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万递公司所有的四套软件技术没有公开为社会公众或同行业者知悉，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市场价值；原告将其软件技术信息及财务、人事、行政文档以及客户资料等经营信息存储在其电脑系统中，要求员工按保密协议对以上信息保密，并且在软件服务合同中也要求客户承担保密义务，应视为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因此，应认定原告请求保护的有关商业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属于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
对法院从被告巨灵公司处保全所得的计算机文档资料，已经当庭质证的部分文件均属于原告万递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双方亦确认软件文件目录与原告举证相一致。在被告拒绝预交鉴定费用，无法对软件的内容作专业技术鉴定的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而，可以确认法院保全的被告计算机文档资料是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被告认为原告在起诉前已事先将有关文档复制到被告的计算机上，栽赃起诉被告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认定。且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原告上述商业秘密，故可认定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使用并销毁存储在其电脑中的原告的商业秘密。
在结合原告软件技术的市场价值、被告侵占原告商业秘密内容、被告作为同行业竞争对手已知悉原告的大量商业秘密信息等情况，并考虑原告调查侵权和诉讼的合理成本，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巨灵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不得使用并销毁其电脑中与原告商业秘密有关的文档资料；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万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万递公司内容繁多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侵犯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正确，但判决巨灵公司赔偿万递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明显偏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未明确规定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但《民法通则》第134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的几种方式，其中包括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但原审以公开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驳回万递公司对该方面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
巨灵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在巨灵公司处保全到计算机硬盘里存储的万递公司的文档，是巨灵公司遭他人栽赃陷害的结果，故原审认定巨灵公司侵犯万递公司商业秘密无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巨灵公司赔偿万递公司50万元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等。
广东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证据，万递公司的软件技术信息及财务、人事、行政文档及客户资料等储存在其电脑硬盘中的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三个构成要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根据原审法院从巨灵公司处保全取得的计算机软件文档资料，经庭审质证，部分文件属万递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双方亦确认软件文件目录与万递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一致。由于巨灵公司拒绝预交鉴定费，原审法院无法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软件内容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巨灵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保全取得的巨灵公司计算机文档资料可以确认为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而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了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侵犯了万递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针对万递公司称称原判判处的赔数额明显偏低的上诉理由，由于万递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根据万递公司软件技术的市场价值、巨灵公司的侵权性质、万递公司为调查侵权及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判决巨灵公司酌情赔偿万递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并无不当。另外，针对万递公司称原审法院以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驳回其该诉讼请求显属错误的上诉主张。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虽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赔礼道歉，但本案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侵犯的是财产权，并无损害万递公司的商誉等，原审法院不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未支持万递公司要求巨灵公司在有关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同时，巨灵公司侵权行为影响并不大，未达到要赔礼道歉才能消除影响的程度。因此，万递公司要求巨灵公司在有关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巨灵公司称万递公司在起诉前已将被控侵权的有关文档资料复制到巨灵公司的计算机上，当原审法院保全证据时，被保全的硬盘里当然存储有万递公司的文档资料的主张。由于巨灵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对该方面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已掌握的证据，可以认定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侵犯了万递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万递公司在本案的一、二审中均提出要求被告巨灵公司在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同时，在有关报刊上刊登声明，公开赔礼道歉，但一、二审法院却都以本案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侵犯的是财产权，并无损害万递公司的商誉等，不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驳回了其该诉讼请求。那么，商业秘密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有哪几种，又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等有关规定，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及返还财产。法院应根据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并依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判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第六条对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侵权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应为因其侵权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得到“填平”和“弥补”为限，不实行惩罚性的民事赔偿。”
（一）对于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时限一般综合考虑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技术含量的多少，掌握的难易程度。如诉讼中商业秘密仍处于除当事人之外的秘密状态，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应在该商业秘密被公开之前不准披露、使用的永久性保护。
对于某种商业秘密（如客户名单），其特殊性决定了长期禁止侵权行为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内容将影响其生计。如当事人未约定竞业禁止情况下，无限期地禁止离职的员工使用其在任职期间所知悉的客户名单，往往会严重影响离职员工的生计。对于此情况下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可以考虑在一定适当的期限内禁止侵权行为人使用，而不是一概的判令无限期的予以保护。
（二）侵权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同行为表现形式，可依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做出相应的判令：
1、对于非法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返还商业秘密的载体，并不准泄露该商业秘密。
2、对于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披露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准使用该商业秘密。
3、对于违法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具体标准为权利人受到损失或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权利人对该两种计算方法有选择权。
以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计算赔偿额，应主要考虑下列因素：商业秘密的成熟程度，商业秘密的利用周期长短以及是否可重复利用，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和转让情况，市场的容量和供求关系，受侵害的权利人生产、经营收入的实际减少量，商业秘密研制开发的成本等。
以侵权行为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计算赔偿数额，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权利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侵权行为人因此所节约的研制、开发成本等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
（三）权利人请求赔偿制止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用、律师代理费用等，只要有相应的合法证据，且该部分支出在合理限度之内，可以予以保护。
（四）侵权行为人非法所得和权利人受到损失数额的证据难以收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5000元～50万元范围内酌定侵权赔偿数额。酌定赔偿数额应综合考虑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的性质、技术含量、掌握的难易，权利人利用商业秘密从事生产、经营的时间和规模，权利人为获取该信息所投入的人力、财力以及侵权行为给权利人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大小等因素。
关于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是否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河南省高院的指导意见中并未表述。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的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但在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影响较大并损害到权利人的商誉时，法院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作者：陈卫东/刘计划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改革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原有的刑事审判方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现行刑事诉讼法）适当地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根本变革中，法官的司法调查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法官角色的转换，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方式，因此，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庭前审查的程序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为实体审查，即人民法院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必须将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一并移送受诉法院。法官在审查公诉时，不仅全面阅卷，而且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还可以讯问被告人、
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和鉴定等一系列补充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的司法调查活动。在庭审前积极进行的这种庭外调查，使法官代替起诉方进行调查取证，承担起追诉的角色。法官不自觉地产生追诉倾向，使他无形中与被告人形成对立。并且这种实体审查势必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开庭成为走过场。因为审查后一旦决定开庭审判，法官就已对被告人有罪，有何罪形成确信，甚至如何处刑也已“胸有成竹”。更为荒唐的是，有的在庭审前即已制作了判决书，庭审后一读了之。庭前审查即解决了法庭审判阶段才应解决的问题，这就把庭前审查同法庭审判混淆起来，庭审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庭前实体审查以及法官带有追诉性质的司法调查，其严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庭前审查不改革，庭前调查权不取消，审判方式改革必然成为一句空话，无从实现。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这一程序的同时，将原来的实体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即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1〕据此，是否具备法定的几个要件，
即成为能否开庭审判的充要条件。这几个法定要件是：具备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据以认定犯罪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只要并且只需具备这几个法定要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也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就一改原来的实质性审查而为形式上的审查。这种形式上的审查禁止法官在开庭前就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废止了原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的庭审前的司法调查权，法官在开庭前不得再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司法调查活动。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没有采起诉书一本主义，但就审查公诉的程序化改革而言，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今世界各国对公诉审查程序规定各异。一些国家实行预审制度，但其预审组织与审判组织是截然区分的，预审法官不允许参加法庭审判，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体审查产生的弊端。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不断地弱化庭前审查程序，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采预审制，而是走上了改革并弱化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将审查公诉程序化，只要具备法定的开庭条件，就应决定开庭审判。这一改革防止了先定后审，有利于减少法官预断的产生，有利于控辩双方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程序性审查要求法官把精力集中在庭审阶段，其职责是主持、指挥庭审的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判断核实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
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时，只需就法定的几个要件进行审查，加之法庭审判中将由公诉方举证，因此，检察院除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外，不再将法定的书面起诉材料以外的案件材料和证据称送受诉法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法官产生预断。这里需要明确的概念是：“证据目录”指公诉方将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之目录清单。“证人名单”包括各证人的姓名、住址、通讯处等。“主要证据”指对案情的认定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判决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对主要证据是物证的，应当提供照片；对主要证据是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应当提供复印件；对主要证据是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供复制件。当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时，人民法院有权要求检察院补充材料。检察院不予补充或者经过补充仍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应赋予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权力；检察院对被驳回的起诉亦应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之权。〔2〕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仍有可能导致法官某种程度的预断，因为法律没有对审查公诉的法官能否参加法庭审判作出规定。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审查庭，专门负责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审查公诉的法官不得参与对该案的审判。当然，这样做对审判法官的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
二、庭审中司法调查权的弱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制下的庭审是在法官主导下进行的，法官亲自主持庭审，直接审问，听证、质证，全面调查核实证据，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法庭调查的主角，带有浓厚的审问主义色彩。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在庭审前即已移送给法院，由法官根据掌握的案件材料和证据，自行确定法庭调查的范围和方法，主导法庭调查的进行。这种法官主导型的法庭调查，致使法官难保冷静、客观和中立无偏，同时也无法发挥控诉、辩护作为诉讼双方在法庭调查中原本应有的职能，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职能分离原理，使诉讼的民主性、公正性受到损害。严格区分控、辩、裁三种诉讼职能，既保证控、辩双方充分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又能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应是庭审方式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保留法官主持庭审权的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大大弱化了法官的庭内调查权，法官的主导性调查转变为补充性调查，其职责主要是维护法庭秩序，引导、听取庭审，判断证据，做出裁判。〔3〕与此相联系，
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检察官的控诉职能和被告人的辩护职能，由控、辩双方主导法庭调查。检察院庭审前不再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和原始证据，而是由公诉人在法庭上负责出示，承担起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辩护方的作用可望得到加强，同时，由于控诉方力量过于强大，在必要时，法官应对辩护方予以帮助，保持控、辩双方的相对平衡，从而加强庭审的抗辩性，使法庭审判更趋于合理、公正。
具体说来，这种庭审调查权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讯问被告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开始审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根据这一规定，法庭调查时的讯问被告人，包括审判人员的审问，公诉人的讯问，以及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的发问。显而易见，讯问被告人主要由法官根据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而公诉人的讯问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问，都必须经过法官的许可。这种由法官主导审问被告人的调查方法，一方面导致将被告人当作审讯的对象，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法官和被告人之间形成了直接对立，因而不利于法官居中听取各方意见；另一方面造成法官代替公诉人进行追诉，与其裁判者的职责相背离，同时公诉人由真正的追诉者降为法官的“助手”，处于配合法官追究犯罪的地位，混淆了控、审职能。被告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其诉讼权利与其地位极不相称。他拥有的只是回答各种讯问、发问的义务，其诉讼主体性难以充分实现。总之，这种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与控、辩对抗和裁判中立的现代诉讼原理显然不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
条则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一规定对原来的讯问被告人的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革。法庭调查开始后，首先由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是法庭审判的基础，有助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从一个侧面了解被告人犯罪嫌疑的基本情况，为被告人展开辩护、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提供依据。因此，宣读起诉书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也是法庭调查的起始程序。然后由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即被告人若承认公诉人的指控，他应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被告人若否认指控，则可以作无罪的辩解，应给予被告人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至此，先有控诉，后有答辩，控、辩双方展开第一轮正面交锋，法官也就借此对案情有了初步印象。接下来，由被害人向法庭叙述自己受害的经过，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惩罚犯罪的请求，起到了补充控诉的作用，保障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控诉犯罪、保护自己的权利。接着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4
〕而是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为了更好地揭露犯罪行为，论证被告人应受刑事追究，其有权讯问被告人。讯问应针对其指控的犯罪，讯问的目的是进一步揭露案情。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不同角度向被告人发问，对于案情的进一步暴露案件的最终解决有重要意义，因此都是必要的。这些诉讼参与人向被告人发问，须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许可后即可发问，体现了法官的指挥庭审权。该条最后规定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即法官在指挥庭审的同时，对审理过程中有疑问的地方或者被告人在陈述时有表述不清的地方可以讯问被告人。法官的讯问是建立在各方陈述、讯问、发问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法官包揽审问的做法。在这一阶段，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控、辩各方的声音，法官则多听少说，认真听取各方发言，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总之，现行刑事诉讼法一改过去由法官主审、公诉人助审，其他诉讼参与人最后发问的方式而为先由诉讼双方陈述、公诉人讯问，再由被害人、辩护人和其他诉公参与人发问，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讯问的模式。这一新的模式有利于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减轻法官的负担，最终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实现诉讼的科学、民主与公正。
（二）询问证人、鉴定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审判人员、公诉人询问证人，
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询问证人最先并主要由法官进行，公诉人在法官询问之后作补充询问，最后，被告人等当事人和辩护人才可以申请法官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法官许可直接发问。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法官对证人的主导询问与其裁判职能格格不入，尤其是公诉人在法官询问后作补充询问，给人以审控一体共同追诉的感觉。被告人面对的是来自控审的双重压力，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而法官往往根据开庭前掌握的案情询问证人，极易导致先入为主、主观片面。又法官的过于主动使控辩失去活力，公诉人未能充分负起举证责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受限，从而大大减弱了辩护力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则规定：“证人作证，
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告知证人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慝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法官许可即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这就把询问证人、鉴定人的主动权赋予控、辩各方，有利于发挥控辩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保证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官在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询问证人、鉴定人，有利于法官既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又可准确查明案件真相。由过去法官主导型询问到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双方主导询问，不难看出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大大弱化及其角色的转换。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询问证人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并未明确规定交叉询问程序。我们认为，在不违背立法意图的前提下，是可以引入这一规则的。〔5〕交叉询问有利于保证询问证人有序、
有效地进行，符合诉讼公正原则。对于引入交叉询问规则，我们试提出初步的设想。询问证人包括询问控诉方证人和询问辩护方证人。应先询问控方证人，后询问辩方证人。询问证人应个别进行。每个证人在接受询问之前，由法官告知其要如实回答询问及伪证责任。“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对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构成犯罪的，依照新刑法第305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新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各方询问时不得提出诱导性问题，不得要求证人发表结论性意见。关于交叉询问的具体程序，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官申请询问本方证人。法官许可并传证人到庭后，由法官告知证人作证义务及伪证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开始主询问。公诉人主询问完毕，由辩护方进行反询问，反询问前，应向法官提出请求，法官应许可。反询问后，公诉人可以再主询问，辩护方也可以再反询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人主询问之后询问证人。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后，开始对辩方证人实施交叉询问，即由辩护人主询问，控诉人反询问，其方法与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相同。被告人在辩护人主询问后实施询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人反询问后进行询问。被害人陈述时，应由公诉人主询问，辩护人与被告人反询问。这种交叉询问可以通过控辩双方的反复性询问，使案情逐渐明朗化，但也容易发生在案件枝节问题或与案件无关问题上的纠缠，因此，需要法官不断引导，以保证询问的顺利进行。当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时，法官应立即制止。同时，在必要的时候，如有控、辩各方未询问清楚、询问有遗漏、证人之间作证内容有矛盾等情况时，法官有权询问证人，而不受控、辩各方询问内容的限制。法官认为有重要证人未到庭时，可以自行传唤到庭进行询问。对鉴定人的询问大致与询问证人的方法相同，应同时进行。法官也可以依职权决定重新鉴定、勘验。须说明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法庭对于提出的申请，应慎重考虑，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三）出示、宣读证据
原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向被告人出示物证，让他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并且应当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根据这一规定，出示物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都由法官进行。这种由法官出示、宣读证据的调查方法，事实上造成了法官代替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局面，法官同时扮演了追诉与裁判的双重角色，从而严重背离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诉原则。法官居于纠问者的地位，不利于其冷静、客观地判断证据。控、辩双方的物证、书证都由法官掌握，使控、辩双方无法通过直接在法庭上出示各自的证据而展开有效的对抗，而真正的对抗却在法官（公诉人协助）与辩护方之间展开。控、审两方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辩护方，其力量远远超过辩护方，故而破坏了诉讼平衡。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则规定：“公诉人、
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改法官向被告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为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由公诉人、辩护人各自独立承担起举证责任。公诉人在开庭前不再向法院移送证据原件，辩护人也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双方各自拥有并负责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是力图证实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辩护人则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控、辩双方通过出示各自的物证、书证，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能够调动双方运用证据、参与法庭调查的主动性、积极性。因为一方提出诉讼主张，就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不能有效地履行证明责任，就要遭受于己不利的后果。公诉人和辩护人作为控诉与辩护两方最重要的主体，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过程，就是实现各自诉讼职能的过程。公诉人与辩护人积极承担起举证责任，有利于充分实现控诉与辩护两种对立的诉讼职能，也使法官从代替公诉人进行举证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有利于法官彻底摆脱追诉心理，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全面、冷静地判断、审核证据。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原件，让当事人辨认核实，并问明辨认意见，对于不便或不能带到法庭的物证，应当出示原物的照片或者投影。证人、鉴定人均负有出庭接受询问的义务。证人、鉴定人出庭，才能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使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得到直接质证，帮助法庭准确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而对于由于诸如已死亡、患病正在住院治疗、远居外地等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到庭接受查证、询问的，公诉人、辩护人应将其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当庭宣读，并经双方质证，查证属实后，才能使用。法官在指挥控、辩双方出示证据的同时，应当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对各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准确的判断。
另外，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官对上述申请应认真考虑，然后，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三、法庭审理过程中庭外调查权的变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合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现新的事实等情形而影响审判进行时，可以延期审理并自行调查。这就是原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这一规定存在的问题是，首先，这种庭外调查具有追诉性质。这种庭外调查是在合议庭认为证据不充分而不足以定案或者发现新的事实时进行的。证据不充分说明公诉方举证不足，未完全履行证明责任，而法官进行庭外调查，其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证据，特别是有罪证据，因此，实际上是在代替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这与其裁判职能是有矛盾的。其次，这种庭外调查按照法官自行调查的方式进行，辩护与控诉两方均无权参加。这种秘密式的调查带有补充侦查的性质，对被告人极为不利。而控、辩双方不得参与调查，更使这种调查所得的证据不能为各方充分质证核实。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已作出规定，对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故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行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法官这一庭外自行调查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同时增加了第158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可见现行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但与原规定有所不同。首先，进行调查的前提条件不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外调查是在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时进行的，而不是合议庭认为案件的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现新的事实时采取的。对于“对证据有疑问的”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的解释是：“‘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主要是指合议庭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为公诉人、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清楚、充分的，但某个证据或者证据的某一方面存在不足或者相互矛盾，如对同一法律事实，公诉人、辩护人各有不同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等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疑问，就会影响定罪或者判刑，但是，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无法及时判定真伪，很有必要先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6〕这虽不是立法解释，
但也颇能说明立法原意。其次，目的不同。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是为了收集、补充证据，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则是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最后，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为法官自行调查，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的自行调查权。怎样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官为核实证据而进行的庭外调查行为的性质呢？我们认为，这种调查属于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行为，与侦查截然不同。
庭外调查有利于法官尽快澄清审判中的疑点，及时审结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但却易于损害法官的中立地位，因此须加以限制。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不承担司法调查的职责。大陆法系各国虽保留了法官的司法调查权，但同时予以严格的程序限制。首先，除以秘密方式进行且社会公众无法直接参与之外，庭外调查一般采取开庭审判的形式：控、辩双方均在场，并有权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其次，对庭外调查中制作的书面笔录，诉讼各方均有权阅览，并在庭审中就此证据进行辩论；最后，进行庭外调查的目的不是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而是为了保全或审核证据，确保法庭审判活动的正常和顺利进行。〔7〕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外调查的具体操作程序及限制条件未作规定。为此，必须研究几个问题，诸如控、辩双方能否同时参加庭外调查？法官通过庭外调查获取的新证据能否直接用来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根据？为防止庭外调查变相成为庭外侦查，需对庭外调查作出怎样的限制？有学者提出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应受到以下限制：首先，法官应将庭外调查的目的限制在保全证据、审核证据证明力，从而确保庭外调查活动顺利进行上面，而不得以追诉或者协助追诉为目标；其次，庭外调查应采取开庭审判的形式：由控辩双方发动并直接参与，双方有权在调查中请求对有关证人实施询问、质证，有权发表评论和辩论，法官不得自行决定并发动庭外调查；再次，法官与各方通过庭外调查获得的新证据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庭调查，经控、辩双方的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据以定案的根据，法官绝对不能将此证据直接用做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最后，法官应将其审判活动的重心放在法庭审判上，将庭外调查仅作为一种例外，法律应明确限制适用庭外调查的场合。〔8
〕我们认为，对法官的庭外调查作出以上四个方面的限制是必要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在法官能否自行决定并发动庭外调查的问题上，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见立法已经明确赋予了法官自行决定庭外调查的职权。对此，我们认为，这是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状况出发作出的规定，但法官自行决定进行庭外调查活动时，仍应受到以上所列举之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
注释：
〔1〕我们认为，作此规定有两点意义，可参见陈卫东、 严军兴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2〕关于这一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参见《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3〕在庭审方式改革中，法官的地位和职能发生了变化， 详见刘金友主编《新编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4〕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5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时，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方式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及返还财产。法院根据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并依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判定。
三、基本案情
原告万递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等业务的企业。2001年11月，经万递公司申请，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对其开发的《Wise2000信息导航系统》、《Wind证券资讯导航系统》、《Wind数据库复制系统》等软件产品进行了登记，并发给软件登记证书。
被告巨灵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信息咨询。2003年5月，万递公司诉称巨灵公司采取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了其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证据保全。2003年5月20日，法院依法对巨灵公司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复制了涉嫌与万递公司商业秘密有关的1856份计算机文档，并查封、扣押了涉嫌侵权的计算机主机。经查阅巨灵公司的账册，没有发现万递公司所称的巨灵公司取得该商业秘密而支付报酬给万递公司员工的财务凭证。
经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被保全的部分计算机文档进行质证，双方确认其中的技术信息部分与原告万递公司提交的前述四套软件的文件目录名称相同，但文件的字节数、更改时间不同。在质证过程中，打开其中的wiseI文档，在电脑中显示的内容为原告的Wise导航系统（2.0版）简易安装说明。为确定被保全的计算机文档内容是否与原告的前述四套软件一致，或者是在原告四套软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法院拟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软件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并通知双方当事人预交鉴定费用，原告预交了6万元鉴定费用，但被告拒绝预交鉴定费用，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
在质证过程中，打开被保全的计算机中的有关文档，在电脑中显示的内容包括：原告万递公司的Wind金融工程数据库介绍，Wind资讯项目服务报价单，Wind服务标准，原告的华南地区客户资料，原告为客户作的项目分析报告，原告的员工绩效考核表、经营业绩汇报表、聘用合同、保密协议等。在上述保密协议的格式条款中，原告将其软件技术资料、经营策略、策划报告、财务数据、人事行政文档、客户资料等均列为商业秘密，要求员工不得复制、泄露。
被告巨灵公司认为法院保全的计算机文档，系原告派人或者通过远程操作复制到被告计算机上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四、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万递公司所有的四套软件技术没有公开为社会公众或同行业者知悉，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市场价值；原告将其软件技术信息及财务、人事、行政文档以及客户资料等经营信息存储在其电脑系统中，要求员工按保密协议对以上信息保密，并且在软件服务合同中也要求客户承担保密义务，应视为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因此，应认定原告请求保护的有关商业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属于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
对法院从被告巨灵公司处保全所得的计算机文档资料，已经当庭质证的部分文件均属于原告万递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双方亦确认软件文件目录与原告举证相一致。在被告拒绝预交鉴定费用，无法对软件的内容作专业技术鉴定的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而，可以确认法院保全的被告计算机文档资料是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被告认为原告在起诉前已事先将有关文档复制到被告的计算机上，栽赃起诉被告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认定。且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原告上述商业秘密，故可认定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使用并销毁存储在其电脑中的原告的商业秘密。
在结合原告软件技术的市场价值、被告侵占原告商业秘密内容、被告作为同行业竞争对手已知悉原告的大量商业秘密信息等情况，并考虑原告调查侵权和诉讼的合理成本，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巨灵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不得使用并销毁其电脑中与原告商业秘密有关的文档资料；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万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万递公司内容繁多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侵犯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正确，但判决巨灵公司赔偿万递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明显偏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未明确规定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但《民法通则》第134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的几种方式，其中包括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但原审以公开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驳回万递公司对该方面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
巨灵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在巨灵公司处保全到计算机硬盘里存储的万递公司的文档，是巨灵公司遭他人栽赃陷害的结果，故原审认定巨灵公司侵犯万递公司商业秘密无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巨灵公司赔偿万递公司50万元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等。
广东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证据，万递公司的软件技术信息及财务、人事、行政文档及客户资料等储存在其电脑硬盘中的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三个构成要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根据原审法院从巨灵公司处保全取得的计算机软件文档资料，经庭审质证，部分文件属万递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双方亦确认软件文件目录与万递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一致。由于巨灵公司拒绝预交鉴定费，原审法院无法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软件内容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巨灵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保全取得的巨灵公司计算机文档资料可以确认为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而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了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侵犯了万递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针对万递公司称称原判判处的赔数额明显偏低的上诉理由，由于万递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根据万递公司软件技术的市场价值、巨灵公司的侵权性质、万递公司为调查侵权及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判决巨灵公司酌情赔偿万递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并无不当。另外，针对万递公司称原审法院以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驳回其该诉讼请求显属错误的上诉主张。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虽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赔礼道歉，但本案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侵犯的是财产权，并无损害万递公司的商誉等，原审法院不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未支持万递公司要求巨灵公司在有关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同时，巨灵公司侵权行为影响并不大，未达到要赔礼道歉才能消除影响的程度。因此，万递公司要求巨灵公司在有关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巨灵公司称万递公司在起诉前已将被控侵权的有关文档资料复制到巨灵公司的计算机上，当原审法院保全证据时，被保全的硬盘里当然存储有万递公司的文档资料的主张。由于巨灵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对该方面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已掌握的证据，可以认定巨灵公司未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万递公司的商业秘密，侵犯了万递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万递公司在本案的一、二审中均提出要求被告巨灵公司在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同时，在有关报刊上刊登声明，公开赔礼道歉，但一、二审法院却都以本案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侵犯的是财产权，并无损害万递公司的商誉等，不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驳回了其该诉讼请求。那么，商业秘密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体有哪几种，又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等有关规定，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及返还财产。法院应根据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并依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相应的判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第六条对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侵权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应为因其侵权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得到“填平”和“弥补”为限，不实行惩罚性的民事赔偿。”
（一）对于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时限一般综合考虑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技术含量的多少，掌握的难易程度。如诉讼中商业秘密仍处于除当事人之外的秘密状态，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应在该商业秘密被公开之前不准披露、使用的永久性保护。
对于某种商业秘密（如客户名单），其特殊性决定了长期禁止侵权行为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内容将影响其生计。如当事人未约定竞业禁止情况下，无限期地禁止离职的员工使用其在任职期间所知悉的客户名单，往往会严重影响离职员工的生计。对于此情况下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可以考虑在一定适当的期限内禁止侵权行为人使用，而不是一概的判令无限期的予以保护。
（二）侵权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同行为表现形式，可依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做出相应的判令：
1、对于非法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返还商业秘密的载体，并不准泄露该商业秘密。
2、对于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披露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准使用该商业秘密。
3、对于违法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判令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具体标准为权利人受到损失或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权利人对该两种计算方法有选择权。
以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计算赔偿额，应主要考虑下列因素：商业秘密的成熟程度，商业秘密的利用周期长短以及是否可重复利用，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和转让情况，市场的容量和供求关系，受侵害的权利人生产、经营收入的实际减少量，商业秘密研制开发的成本等。
以侵权行为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计算赔偿数额，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权利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侵权行为人因此所节约的研制、开发成本等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
（三）权利人请求赔偿制止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用、律师代理费用等，只要有相应的合法证据，且该部分支出在合理限度之内，可以予以保护。
（四）侵权行为人非法所得和权利人受到损失数额的证据难以收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5000元～50万元范围内酌定侵权赔偿数额。酌定赔偿数额应综合考虑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的性质、技术含量、掌握的难易，权利人利用商业秘密从事生产、经营的时间和规模，权利人为获取该信息所投入的人力、财力以及侵权行为给权利人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大小等因素。
关于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是否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河南省高院的指导意见中并未表述。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的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但在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影响较大并损害到权利人的商誉时，法院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作者：陈卫东/刘计划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改革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原有的刑事审判方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现行刑事诉讼法）适当地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根本变革中，法官的司法调查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法官角色的转换，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方式，因此，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庭前审查的程序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为实体审查，即人民法院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必须将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一并移送受诉法院。法官在审查公诉时，不仅全面阅卷，而且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还可以讯问被告人、
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和鉴定等一系列补充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的司法调查活动。在庭审前积极进行的这种庭外调查，使法官代替起诉方进行调查取证，承担起追诉的角色。法官不自觉地产生追诉倾向，使他无形中与被告人形成对立。并且这种实体审查势必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开庭成为走过场。因为审查后一旦决定开庭审判，法官就已对被告人有罪，有何罪形成确信，甚至如何处刑也已“胸有成竹”。更为荒唐的是，有的在庭审前即已制作了判决书，庭审后一读了之。庭前审查即解决了法庭审判阶段才应解决的问题，这就把庭前审查同法庭审判混淆起来，庭审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庭前实体审查以及法官带有追诉性质的司法调查，其严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庭前审查不改革，庭前调查权不取消，审判方式改革必然成为一句空话，无从实现。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这一程序的同时，将原来的实体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即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1〕据此，是否具备法定的几个要件，
即成为能否开庭审判的充要条件。这几个法定要件是：具备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据以认定犯罪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只要并且只需具备这几个法定要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也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就一改原来的实质性审查而为形式上的审查。这种形式上的审查禁止法官在开庭前就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废止了原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的庭审前的司法调查权，法官在开庭前不得再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司法调查活动。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没有采起诉书一本主义，但就审查公诉的程序化改革而言，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今世界各国对公诉审查程序规定各异。一些国家实行预审制度，但其预审组织与审判组织是截然区分的，预审法官不允许参加法庭审判，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体审查产生的弊端。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不断地弱化庭前审查程序，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采预审制，而是走上了改革并弱化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将审查公诉程序化，只要具备法定的开庭条件，就应决定开庭审判。这一改革防止了先定后审，有利于减少法官预断的产生，有利于控辩双方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程序性审查要求法官把精力集中在庭审阶段，其职责是主持、指挥庭审的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判断核实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
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时，只需就法定的几个要件进行审查，加之法庭审判中将由公诉方举证，因此，检察院除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外，不再将法定的书面起诉材料以外的案件材料和证据称送受诉法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法官产生预断。这里需要明确的概念是：“证据目录”指公诉方将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之目录清单。“证人名单”包括各证人的姓名、住址、通讯处等。“主要证据”指对案情的认定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判决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对主要证据是物证的，应当提供照片；对主要证据是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应当提供复印件；对主要证据是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供复制件。当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时，人民法院有权要求检察院补充材料。检察院不予补充或者经过补充仍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应赋予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权力；检察院对被驳回的起诉亦应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之权。〔2〕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仍有可能导致法官某种程度的预断，因为法律没有对审查公诉的法官能否参加法庭审判作出规定。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审查庭，专门负责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审查公诉的法官不得参与对该案的审判。当然，这样做对审判法官的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
二、庭审中司法调查权的弱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制下的庭审是在法官主导下进行的，法官亲自主持庭审，直接审问，听证、质证，全面调查核实证据，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法庭调查的主角，带有浓厚的审问主义色彩。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在庭审前即已移送给法院，由法官根据掌握的案件材料和证据，自行确定法庭调查的范围和方法，主导法庭调查的进行。这种法官主导型的法庭调查，致使法官难保冷静、客观和中立无偏，同时也无法发挥控诉、辩护作为诉讼双方在法庭调查中原本应有的职能，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职能分离原理，使诉讼的民主性、公正性受到损害。严格区分控、辩、裁三种诉讼职能，既保证控、辩双方充分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又能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应是庭审方式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保留法官主持庭审权的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大大弱化了法官的庭内调查权，法官的主导性调查转变为补充性调查，其职责主要是维护法庭秩序，引导、听取庭审，判断证据，做出裁判。〔3〕与此相联系，
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检察官的控诉职能和被告人的辩护职能，由控、辩双方主导法庭调查。检察院庭审前不再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和原始证据，而是由公诉人在法庭上负责出示，承担起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辩护方的作用可望得到加强，同时，由于控诉方力量过于强大，在必要时，法官应对辩护方予以帮助，保持控、辩双方的相对平衡，从而加强庭审的抗辩性，使法庭审判更趋于合理、公正。
具体说来，这种庭审调查权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讯问被告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开始审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根据这一规定，法庭调查时的讯问被告人，包括审判人员的审问，公诉人的讯问，以及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的发问。显而易见，讯问被告人主要由法官根据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而公诉人的讯问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问，都必须经过法官的许可。这种由法官主导审问被告人的调查方法，一方面导致将被告人当作审讯的对象，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法官和被告人之间形成了直接对立，因而不利于法官居中听取各方意见；另一方面造成法官代替公诉人进行追诉，与其裁判者的职责相背离，同时公诉人由真正的追诉者降为法官的“助手”，处于配合法官追究犯罪的地位，混淆了控、审职能。被告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其诉讼权利与其地位极不相称。他拥有的只是回答各种讯问、发问的义务，其诉讼主体性难以充分实现。总之，这种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与控、辩对抗和裁判中立的现代诉讼原理显然不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
条则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一规定对原来的讯问被告人的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革。法庭调查开始后，首先由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是法庭审判的基础，有助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从一个侧面了解被告人犯罪嫌疑的基本情况，为被告人展开辩护、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提供依据。因此，宣读起诉书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也是法庭调查的起始程序。然后由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即被告人若承认公诉人的指控，他应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被告人若否认指控，则可以作无罪的辩解，应给予被告人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至此，先有控诉，后有答辩，控、辩双方展开第一轮正面交锋，法官也就借此对案情有了初步印象。接下来，由被害人向法庭叙述自己受害的经过，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惩罚犯罪的请求，起到了补充控诉的作用，保障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控诉犯罪、保护自己的权利。接着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4
〕而是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为了更好地揭露犯罪行为，论证被告人应受刑事追究，其有权讯问被告人。讯问应针对其指控的犯罪，讯问的目的是进一步揭露案情。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不同角度向被告人发问，对于案情的进一步暴露案件的最终解决有重要意义，因此都是必要的。这些诉讼参与人向被告人发问，须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许可后即可发问，体现了法官的指挥庭审权。该条最后规定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即法官在指挥庭审的同时，对审理过程中有疑问的地方或者被告人在陈述时有表述不清的地方可以讯问被告人。法官的讯问是建立在各方陈述、讯问、发问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法官包揽审问的做法。在这一阶段，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控、辩各方的声音，法官则多听少说，认真听取各方发言，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总之，现行刑事诉讼法一改过去由法官主审、公诉人助审，其他诉讼参与人最后发问的方式而为先由诉讼双方陈述、公诉人讯问，再由被害人、辩护人和其他诉公参与人发问，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讯问的模式。这一新的模式有利于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减轻法官的负担，最终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实现诉讼的科学、民主与公正。
（二）询问证人、鉴定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审判人员、公诉人询问证人，
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询问证人最先并主要由法官进行，公诉人在法官询问之后作补充询问，最后，被告人等当事人和辩护人才可以申请法官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法官许可直接发问。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法官对证人的主导询问与其裁判职能格格不入，尤其是公诉人在法官询问后作补充询问，给人以审控一体共同追诉的感觉。被告人面对的是来自控审的双重压力，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而法官往往根据开庭前掌握的案情询问证人，极易导致先入为主、主观片面。又法官的过于主动使控辩失去活力，公诉人未能充分负起举证责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受限，从而大大减弱了辩护力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则规定：“证人作证，
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告知证人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慝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法官许可即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这就把询问证人、鉴定人的主动权赋予控、辩各方，有利于发挥控辩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保证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官在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询问证人、鉴定人，有利于法官既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又可准确查明案件真相。由过去法官主导型询问到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双方主导询问，不难看出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大大弱化及其角色的转换。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询问证人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并未明确规定交叉询问程序。我们认为，在不违背立法意图的前提下，是可以引入这一规则的。〔5〕交叉询问有利于保证询问证人有序、
有效地进行，符合诉讼公正原则。对于引入交叉询问规则，我们试提出初步的设想。询问证人包括询问控诉方证人和询问辩护方证人。应先询问控方证人，后询问辩方证人。询问证人应个别进行。每个证人在接受询问之前，由法官告知其要如实回答询问及伪证责任。“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对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构成犯罪的，依照新刑法第305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新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各方询问时不得提出诱导性问题，不得要求证人发表结论性意见。关于交叉询问的具体程序，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官申请询问本方证人。法官许可并传证人到庭后，由法官告知证人作证义务及伪证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开始主询问。公诉人主询问完毕，由辩护方进行反询问，反询问前，应向法官提出请求，法官应许可。反询问后，公诉人可以再主询问，辩护方也可以再反询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人主询问之后询问证人。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后，开始对辩方证人实施交叉询问，即由辩护人主询问，控诉人反询问，其方法与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相同。被告人在辩护人主询问后实施询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人反询问后进行询问。被害人陈述时，应由公诉人主询问，辩护人与被告人反询问。这种交叉询问可以通过控辩双方的反复性询问，使案情逐渐明朗化，但也容易发生在案件枝节问题或与案件无关问题上的纠缠，因此，需要法官不断引导，以保证询问的顺利进行。当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时，法官应立即制止。同时，在必要的时候，如有控、辩各方未询问清楚、询问有遗漏、证人之间作证内容有矛盾等情况时，法官有权询问证人，而不受控、辩各方询问内容的限制。法官认为有重要证人未到庭时，可以自行传唤到庭进行询问。对鉴定人的询问大致与询问证人的方法相同，应同时进行。法官也可以依职权决定重新鉴定、勘验。须说明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法庭对于提出的申请，应慎重考虑，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三）出示、宣读证据
原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向被告人出示物证，让他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并且应当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根据这一规定，出示物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都由法官进行。这种由法官出示、宣读证据的调查方法，事实上造成了法官代替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局面，法官同时扮演了追诉与裁判的双重角色，从而严重背离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诉原则。法官居于纠问者的地位，不利于其冷静、客观地判断证据。控、辩双方的物证、书证都由法官掌握，使控、辩双方无法通过直接在法庭上出示各自的证据而展开有效的对抗，而真正的对抗却在法官（公诉人协助）与辩护方之间展开。控、审两方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辩护方，其力量远远超过辩护方，故而破坏了诉讼平衡。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则规定：“公诉人、
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改法官向被告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为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由公诉人、辩护人各自独立承担起举证责任。公诉人在开庭前不再向法院移送证据原件，辩护人也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双方各自拥有并负责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是力图证实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辩护人则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控、辩双方通过出示各自的物证、书证，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能够调动双方运用证据、参与法庭调查的主动性、积极性。因为一方提出诉讼主张，就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不能有效地履行证明责任，就要遭受于己不利的后果。公诉人和辩护人作为控诉与辩护两方最重要的主体，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过程，就是实现各自诉讼职能的过程。公诉人与辩护人积极承担起举证责任，有利于充分实现控诉与辩护两种对立的诉讼职能，也使法官从代替公诉人进行举证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有利于法官彻底摆脱追诉心理，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全面、冷静地判断、审核证据。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原件，让当事人辨认核实，并问明辨认意见，对于不便或不能带到法庭的物证，应当出示原物的照片或者投影。证人、鉴定人均负有出庭接受询问的义务。证人、鉴定人出庭，才能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使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得到直接质证，帮助法庭准确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而对于由于诸如已死亡、患病正在住院治疗、远居外地等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到庭接受查证、询问的，公诉人、辩护人应将其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当庭宣读，并经双方质证，查证属实后，才能使用。法官在指挥控、辩双方出示证据的同时，应当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对各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准确的判断。
另外，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官对上述申请应认真考虑，然后，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三、法庭审理过程中庭外调查权的变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合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现新的事实等情形而影响审判进行时，可以延期审理并自行调查。这就是原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这一规定存在的问题是，首先，这种庭外调查具有追诉性质。这种庭外调查是在合议庭认为证据不充分而不足以定案或者发现新的事实时进行的。证据不充分说明公诉方举证不足，未完全履行证明责任，而法官进行庭外调查，其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证据，特别是有罪证据，因此，实际上是在代替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这与其裁判职能是有矛盾的。其次，这种庭外调查按照法官自行调查的方式进行，辩护与控诉两方均无权参加。这种秘密式的调查带有补充侦查的性质，对被告人极为不利。而控、辩双方不得参与调查，更使这种调查所得的证据不能为各方充分质证核实。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已作出规定，对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故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行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法官这一庭外自行调查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同时增加了第158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可见现行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但与原规定有所不同。首先，进行调查的前提条件不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外调查是在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时进行的，而不是合议庭认为案件的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现新的事实时采取的。对于“对证据有疑问的”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的解释是：“‘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主要是指合议庭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为公诉人、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清楚、充分的，但某个证据或者证据的某一方面存在不足或者相互矛盾，如对同一法律事实，公诉人、辩护人各有不同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等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疑问，就会影响定罪或者判刑，但是，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无法及时判定真伪，很有必要先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6〕这虽不是立法解释，
但也颇能说明立法原意。其次，目的不同。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是为了收集、补充证据，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则是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最后，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外调查为法官自行调查，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的自行调查权。怎样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官为核实证据而进行的庭外调查行为的性质呢？我们认为，这种调查属于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行为，与侦查截然不同。
庭外调查有利于法官尽快澄清审判中的疑点，及时审结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但却易于损害法官的中立地位，因此须加以限制。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不承担司法调查的职责。大陆法系各国虽保留了法官的司法调查权，但同时予以严格的程序限制。首先，除以秘密方式进行且社会公众无法直接参与之外，庭外调查一般采取开庭审判的形式：控、辩双方均在场，并有权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其次，对庭外调查中制作的书面笔录，诉讼各方均有权阅览，并在庭审中就此证据进行辩论；最后，进行庭外调查的目的不是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而是为了保全或审核证据，确保法庭审判活动的正常和顺利进行。〔7〕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外调查的具体操作程序及限制条件未作规定。为此，必须研究几个问题，诸如控、辩双方能否同时参加庭外调查？法官通过庭外调查获取的新证据能否直接用来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根据？为防止庭外调查变相成为庭外侦查，需对庭外调查作出怎样的限制？有学者提出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应受到以下限制：首先，法官应将庭外调查的目的限制在保全证据、审核证据证明力，从而确保庭外调查活动顺利进行上面，而不得以追诉或者协助追诉为目标；其次，庭外调查应采取开庭审判的形式：由控辩双方发动并直接参与，双方有权在调查中请求对有关证人实施询问、质证，有权发表评论和辩论，法官不得自行决定并发动庭外调查；再次，法官与各方通过庭外调查获得的新证据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庭调查，经控、辩双方的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据以定案的根据，法官绝对不能将此证据直接用做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最后，法官应将其审判活动的重心放在法庭审判上，将庭外调查仅作为一种例外，法律应明确限制适用庭外调查的场合。〔8
〕我们认为，对法官的庭外调查作出以上四个方面的限制是必要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在法官能否自行决定并发动庭外调查的问题上，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见立法已经明确赋予了法官自行决定庭外调查的职权。对此，我们认为，这是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状况出发作出的规定，但法官自行决定进行庭外调查活动时，仍应受到以上所列举之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
注释：
〔1〕我们认为，作此规定有两点意义，可参见陈卫东、 严军兴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2〕关于这一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参见《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3〕在庭审方式改革中，法官的地位和职能发生了变化， 详见刘金友主编《新编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4〕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