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技术文证审查相关问题浅析/张林峰

上一篇: “民间借贷”定性解析/吴贻伙
下一篇: 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威的形成/徐清

正 当 防 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楼杰科



正当防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防卫基于人的自然本能，因此是项自然权利。在无法的时代，只要侵害实际存在，就可进行防卫，不论侵害针对的是自己、族亲还是亲族，也不论防卫达到何种程度以及防卫是否在侵害发生时实施。所以，原始的防卫与原始的报复相含混。进入文明的社会，防卫不再必然正当。社会的制度选择性地设置了防卫正当化的充要条件。由此开始，防卫是项自然权利这一立足点已不足以支撑住制度的大厦，继而渗入了社会秩序或法秩序保护的理由。由于保护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国家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对违反法秩序保护的行为进行惩戒亦是国家的特权，私人不可拥有。当然，防卫不是惩戒，也不是惩戒的异化。所以在特别情况下，我们仍可以对不法侵害进行适当的必要防卫，即正当防卫。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允许正当防卫，是对自然权利的有限复归，更是法的规范性体现。由此，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呢？或者说，我们的行为防卫的是什么？

规则与学说：正当防卫的定义及构成

近代文明起源于西方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兴起标志着与以前一切社会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出现，也酝酿着产生与其自身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条件。西方社会无论是靠正规的或非正规的、人道的或不人道的手段，还是靠文明的或野蛮的、温和的或血腥的手段在全世界践行他们所谓的文明，作为现代文明摇篮的地位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留着那时的痕迹。论及作为现代刑事法律的一项重要规则的正当防卫，就不可不重视西方社会对它的关注。当然，作为制度中的规则，它本身又是根基于现有经济状况的文化形态在政治领域内的法治实践，因此，就必须注意我们所处的语境——现代中国实况。
1、西方国家的规则和学说。西方社会的法律按照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法律实践的习惯分为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民法法系的显著特点在于规则的文本性综合即成文法，而普通法系的显著特点则是实践的法即判例法。因此，前者注重法的规范性分析及注释，也就是法典化；后者强调法的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判例。故而，在民法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归为阻缺违法性或称正当化原因，而在普通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来论述。
意大利是现代刑事法律的发源地，刑事古典学派以及刑事社会学派均产生于亚平宁的土壤中。可以说对刑事法律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可见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它是如此规定的：因防卫本人和他人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的必要而被迫而实施行为的人，只要防卫与侵害相适应，不可处罚。意大利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正当防卫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侵害状态和防卫反应，简单的说就是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可知，防卫基于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这里所谓的“现实危险”是指“存在于防卫实施时的危险。” 也就是防卫进行时必须有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防卫者的假想。而危险的指向是防卫者本人的或者第三人的权利。因此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现实权利。它限定了权利的主体范围，至少从法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正当防卫保护的对象不能是集体利益或更广泛的利益，除非它们直接涉及个人的利益。” 对侵害状态用中国话语的解读就是：防卫实施的基础，第一、不法侵害行为正在实施；第二、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权利（绝对指向）；第三、具有产生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行为是不法的。
法律对防卫反应的要求可以用“被迫”、“必要”、“相适应”三个词概括。具体而言，防卫行为首先是被迫实施的。“被迫”是指受外界迫使，是不得已的。因此，被迫实施就是防卫人在受到侵害的迫使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其次，防卫必须必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必要”是指不可缺少；非这样不行。所以“防卫的必要”意味着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应与阻止的危险相称，在手段上必须具有相对的不可避免性；最后，防卫必须和侵害相适应，在根本上，这是质的等同，而不是量的相等。因为侵害是对权利的侵害，也就是对利益的否定；本质上，防卫也是对权利的侵害，因而也是对利益的否定。所以防卫和侵害的矛盾就是利益的冲突，使他们之间相适应就是平衡利益的问题。可见，意大利刑法理论界对防卫反应的解说实质上是对已经在进行的防卫行为的限定。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的、封建的、腐朽的东西，引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春天。在1791年的《刑法典》第六条规定：当杀人系出于正当防卫之现实的紧迫情形所支配时，此种杀人为合法实行的杀人。而拿破仑法典为资本主义的立法开创了示范，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容符合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1810年《刑法典》第328条对正当防卫作了如下规定：以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在现实的紧迫的情况下实施杀人、伤害及殴打，不构成重罪与轻罪。法国现行刑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正当防卫规则，该法第122—5条规定：“在本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之当时，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的必要，完成受此所迫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所采取的防卫手段与侵害之严重程度之间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法国刑法理论界认为“正当防卫的条件，一方面涉及不法加害行为，另一方面，涉及防卫行为。”
关于侵害行为的性质应该是“不法”，它指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并且鉴于客观的考虑，此等行为亦会造成对我或他人的不利（绝对指向），因此侵害行为是应被否定的。关于不法侵害行为的特征，法条中有这样的表述“不法侵害之当时”，显然这里的“不法侵害之当时”与意大利刑法中规定的“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法侵害行为的现实性条件，指防卫人或第三人面临着现实的逼近的危害威胁。它否定的是假想的和不适时的防卫。
关于防卫行为，如果要使防卫合法就必须符合“必要性和限度”这两个条件。法条中有这些词表明这两个要求：“必要”、“所迫”、“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反过来讲就是应当相适应）。防卫的必要性是就防卫行为的实施的手段而言的，它严格限定在唯一的范围内，即防卫行为是对付加害行为的唯一手段时，防卫才是必要的。而有限度的防卫则是就对侵害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言的，它要求防卫应当与侵害行为的严重性相一致，而不可超过侵害造成的危害或者防卫人想避免的危险。很明显，与意大利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比较，它们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关键词没变，因此在本质上，它们没有根本性区别。
德国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是这样规定的，该国刑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根据该法律概念，正当防卫必须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其中不法侵害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1）、侵害是对法秩序所保护的行为人或他人利益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并且是人为的。这里的对法秩序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不仅指违反刑事法的行为，也包括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因此侵害并不必然要求具有罪过的因素，只要客观上威胁着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侵害。（2）、侵害的对象是“自己或他人”的所有处于法律保护之下的利益（绝对指向）。这里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首先，对国家、集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个人不必然具有防卫权，只有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关时才能进行防卫；其次，属于“我的”或“他的”法益受到侵害时均可进行防卫。（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侵害必须正在发生，即“迫在眉睫的、正在进行的，或者仍然在继续进行的侵害便可谓正在发生。” 也就是说存在着现时的威胁。
防卫行为具有下列特征：（1）、具有防卫的意图，防卫必须体现防卫的意思，但并不要求只有防卫的意图，对于具有激愤、报复心理，同时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的行为也是被允许的。这里的防卫意图的正当性体现在“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这样的法条表述中。（2）、防卫行为不得超过对侵害行为实施有效防卫的必要程度。所谓“有效”是指防卫行为的手段以足以制止侵害行为为限。因此，凡是超过有效的必要程度的防卫行为都是不法。（3）、只有在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侵害所必要的情况下，防卫才是合法的。这里的“必要”按照法国和意大利刑法理论就是“相适应”，被防卫的利益和被侵害的利益在质上应该等同。
比较民法法系三个典型国家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和理论可知，虽然在规则的文字运用上，各国法典的表述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从概念本身以及构成的分析来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均认为正当防卫是为使本人或他人的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侵害，而被迫实施的有效的必要防卫行为。在构成上，它们都认为防卫行为正当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不法侵害（侵害状态）和防卫行为（防卫反应）。而不法侵害是现实的、不法的、人为的以及绝对指向的；防卫行为应当被迫的、必要的和适合的。总之，对防卫正当性的认定必须符合规则之规定。
与此相对，普通法系比较注重司法实践，他们认为当运用武力导致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以致他人死亡，可能是正当的或可以辩护的，因为武力的合理运用可能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正当防卫对于任何包含暴力要素或使用暴力实施犯罪来说，都是一般辩护理由。” 可见，它们把正当防卫作为一项一般辩护的理由，而不是像民法法系那样注重的是成文法规。或许他们坚信“在适用法律时，具体的辩护理由有助于法院作出较为详细的法律判决。” 也正因为如此，英美法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侧重于对防卫行为性质的界定，而不像大陆法将其与不法侵害行为同等对待。他们认为，第一、使用暴力应当是必要的，如果不存在即将发生的损害威胁，或者可以采取其他合适的手段，暴力就是不允许的；第二、防卫的强度应与可能发生之损害相当，这里“相当”的意思应该解释为不超过合理的范围。第三、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必须认识到其行为的合理性。即使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在法庭上，证明防卫行为正当仍非是刑事律师（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责任。但是正当理由要求认识合理，所以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的认识合理。第四、防卫行为的程度应该与承受者的罪过相关。这是个具有争议的限制条件，任何人都不会允许精神失常者或者其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任意的侵害自己。我们也没有责任确定侵害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一个人应该被允许使用合理的武力保卫自己或他人免受非正当的攻击，尽管攻击者可能无刑事责任能力。” 虽然如此，但限制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有效。很明显，普通法系在尽可能的限制防卫权限，在民法法系中作为正当防卫两构成要素之一的不法侵害，在它们论及正当防卫的法律词汇中很少看见或者根本没有。似乎是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实施是绝对的理念，这或许与它们的司法传统和政治观念有关。
2、我国的规则和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存在作为法的刑法（其间有刑法草案以及草案修改稿），直到1979年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刑法典才正式出笼。经过将近18年的实践，刑事法律以及刑事法理念在我国已经有进一步的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对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提出的新要求，1997年10月1日，修改后的新刑法正式施行。在这两部法典中均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1997年新刑法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规范，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规定来看：首先，新刑法有原来的两款增加到三款，增加了对特定犯罪的无限防卫；其次，将防卫过当表述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与以前相比，放宽了对“必要限度”的限定，并且严格了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的程度。因此从总体上讲对防卫的实施放宽了限制；最后，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1979年刑法典中的表述基本上与民法法系国家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相同，而新刑法则更有中国式的特色，它明确加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的表述。而这在德意法等国的规定和1979年刑法典中是无法看到的。
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概括起来有下面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它们分别是，“（1）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2）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3）必须是针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人的实施防卫；（4）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由高铭暄主编的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的《刑法学》也持类似观点：（1）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实施，对任何合法行为，都不能实行正当防卫；（2）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3）防卫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能损害第三者的利益；（4）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正当必须符合五个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正在进行；（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4）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5）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 五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唯一差别在于五要件说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之一，另外的四个要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三种观点就是“二要件说”，这种观点首先将正当防卫的构成分为两个要件：先决要件和合法性要件。然后又在各个要件下分析出几个因素。“正当防卫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决定正当防卫行为能否发生而成立的要件，包括二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行正当防卫行为，必须有来自对方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第二、实行正当防卫，必须是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行或者已经明显地威胁着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益的时候。合法性要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违法或者犯罪的侵害行为，只能以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的方法来实施，而不能针对第三者实行；第二、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公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第三、实施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范围。” 与此相类似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将正当防卫的条件分为侵害方面的条件和防卫方面的条件。如“侵害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才能进行正当防卫；第二、必须有实际存在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进行正当防卫。防卫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第二、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虽然这种分类的实质内容要么与五要件说一致要么与四要件说一致，但在形式上它至少说明：防卫与侵害是行为间的对话，而不是行为人之间的冲突。
根据以上所述，与民法法系诸国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则相比，大家都规定了防卫是为了使合法利益不受侵害，虽然我国的合法利益主体范围的规定显然大于德意法的规定。所不同的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构成防卫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并且它强调的是目的的形式性，即对防卫人主观合理性的限制。它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合法利益。而德意法等国的理论界则强调目的的内容性，即对防卫范围的限制。它不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但要求判断合法利益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德意法等国的理论都将“为了使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解释为防卫适用的范围的原因。也是我国防卫适用大于他们的原因之一。其次，我国刑法明确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写进法条，而德意法等国则没有。究其原因是，我国刑法强调这一点是针对保护除侵害人以外的第三者而言的，它把防卫行为的直接指向限定在侵害人本人的范围。而德意法不强调这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行为的存在必然包括人的要素，即侵害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对侵害行为的防卫自然只能指向侵害人。当然，也基于“后果自负”这一现代刑事法的基本理念。

对象的界定：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

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将防卫对象界定为不法侵害人，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的构成论述中，无论哪种观点都将“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行，而不能对第三者实施防卫行为”作为正当化条件之一。当然也有著作明确提出“实施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必须对不法侵害人实施” 以及“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的。这似乎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所谓的事实是否经的起理论的追问呢？
1、“不法”侵害行为的界定。一般的行为应该包括如下要素：（1）行为主体；（2）行为意识；（3）行为方式；（4）行为对象；（5）行为结果。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是通过评价行为要素实现的。一个犯罪行为必然是在行为主体上，符合刑法规范对主体因素的规定；在行为意识上具有过错；在行为方式上实施了一定的方式；在行为对象上必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并且是不属于“我的”；在行为结果上具有造成危害的现实可能性或已经造成危害。但行为的不法性并不需要上述行为要素都具有现实的刑事可归责性。一个违反民事规范的行为，可以在主体上降低标准，也可在行为意识上扩大范围，更可以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还可以对行为对象作更大的解释，当然行为结果也可以出现更多的状态。总之，“不法”的范围要大于犯罪，并且包括犯罪。
不法侵害行为之不法主要表现在行为结果的不法上。只要侵害是现实的，即会造成可预计的损害结果，即使侵害人没有故意或者没有可归责性，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结果无价值，亦是行为无价值。任何要求防卫人在实施防卫前就预先给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标上犯罪标记的规则，都是非理性的，都是对法益私力救济的严格限制。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正确判断“我”是否真的应该实施防卫行为，还是置之不理或者求救于公力？因为我对对方行为性质判断的正确性并不是必定的，这致使我是否进行防卫有所顾忌。
2、我的界定——不法侵害行为。如前所述，行为已经包含行为主体这一要素，不法侵害行为也就包含了不法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在任何提及不法侵害行为的场合，不法侵害人就是个隐含物，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表明，但实质上它确实存在。在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表述中，已经隐含着防卫应当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潜台词。强调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不是不可，但这是将不法侵害人作为第三者（防卫人可能加害的对象）的对应人而存在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防卫不能针对第三者实施。因此，说“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实际的意思是防卫加害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加害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就像防卫保护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就防卫的目的而言，防卫的对象应该是防卫的根本目的的指向。防卫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由于为了保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对侵害人实施相应的能够阻止其实施或已经实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因此，对不法侵害人的加害是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然。在这里，加害不法侵害人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阻止不法侵害才是根本目的的指向。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是不法侵害行为。
就防卫的基础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虽然行为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这是实际的而非规范的。在规范上人的体现通过人的行为的实施。没有行为就没有规范的人。因此人对法的实际意义在于人的行为。不法侵害人存在的形式是他的不法侵害行为，“我”存在的形式是“我”的防卫行为。虽然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但我的防卫行为不针对他，而是他的行为。因为只有当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具有实在的规范意义时，我才能进行防卫。可见，防卫和侵害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性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即实践着的道德的实现。
就防卫的时机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现实性的情况下实施才是合法的。任何在不法侵害结束后的所谓的“防卫”均不是防卫。因为防卫是一种行为直接引起与此行为相对应的阻止行为。因此没有现实的侵害行为或者侵害行为已经结束的状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防卫。如果说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那么即使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我们仍旧可以进行防卫。因为现实的个体并不以他或她的行为的结束而消失。那么对于身受其害的人就可以对他或她进行必要的加害。但事实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报复而非防卫。
就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言，防卫不能超过明显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的损害。就是说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存在的不利结果应该与不法侵害行为对合法利益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相适应。适应的标准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所做的判断或已经存在的结果。判断的内容是不法侵害的程度，而程度的确定有赖于结果。而前面已经论述过不法的认定只要不法结果的存在足以。因此无论怎样，适应只能根据不法侵害行为做出。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讲，防卫行为都必须依据侵害行为而定。所以，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不是不法侵害人。如果硬要把“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理解为防卫的对象的话，那么它只在限定的语义下有效。这个被限定的语义就是——防卫加害的对象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研究

杨向晖


摘 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研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成了刑法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点具有特定的含义。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相关的理论主要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从宽处罚与不适用死刑两项基本原则。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即刑事处遇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法律应从刑罚处罚方法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两方面来完善刑事处遇制度。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制度；刑事处遇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增长,与此紧密相关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也成了刑法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未成年人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其可塑性较强,因而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制度都予以特别关注。研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对有效遏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但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本文中，笔者拟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及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实现形式即刑事处遇制度进行评析，指出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刑事责任就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由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否定性法律评价的负担。在此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未成年人特点与相关法律的规定，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因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由国家司法机关强制未成年犯罪人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否定性评价的负担。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特征主要有：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从法律的角度看，有犯罪就有刑事责任，无犯罪则无刑事责任，有刑事责任则必有犯罪。犯罪与刑事责任在法律上的这种必然因果联系，是刑事责任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重要标志。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只有实施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才会产生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第二，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是其承担的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等多种责任形式，而刑事责任是一种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其严厉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实现方式上。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法一一刑罚，是所有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构成犯罪，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是由其本人承担的不可移转的严格个人责任。刑事责任只能由犯罪人本人承担，即罪责自负，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刑事责任则不可能发生移转问题，因为刑事责任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犯罪行为的严厉谴责和对犯罪人的惩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现代刑事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坚持“罪责自负原则”，反对株连。也就是说，刑事责任具有严格的专属性。在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也应当严格注意这一问题。第四，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是一种严格的法定责任。行为人对什么样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及具体怎样承担，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并由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究。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1]。

二、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理论是逻辑分析的起点。笔者认为，要理解掌握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就必须认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范围以及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等相关理论问题。

(一)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是影响和决定刑事责任能力程度的因素之一。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各国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方法上不完全相同，有的实行三分制，有的实行四分制。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及各类犯罪的情况出发,我国刑法采用的是三分法[2]。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法条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为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根据以上规定，笔者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我国法律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限定在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

(二)关于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一般而言，各国刑法都依据各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来确定未成年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了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主要范围：一是将已满14周岁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起始点,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排除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二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依据此规定,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有在故意触犯以上八种犯罪时方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不管这些行为的危害后果如何都不认为是犯罪,不得适用刑罚加以制裁。三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不过,他们属于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列。此外，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实施较轻微的涉暴、涉财和涉色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其依据如下：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刑法第17条规定的,应根据案件情况慎重考虑。诸如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盗窃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等三种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也作了类似的规定[3]。

(三)关于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所谓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刑法基本原则在刑事归责中的具体化，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除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法的一般原则外，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国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着重强调的两项基本原则是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1、从宽处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是从宽处罚原则的体现。该条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大体相同时，未成年人犯罪都应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即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从宽处罚原则是基于未成年犯罪人责任能力不完备以及他们较易接受教育改造的特点而确定的，这一原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应严格执行这一法定原则[4]。笔者认为正确理解这一原则的涵义是正确执行这一原则的前提。所谓“应当”是命令性规定，是“必须”“一律”而不允许有例外，即凡是未成年人都必须予以从宽处罚，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此款以“应当”来限制审判人员，不允许其运用自由裁量权。审判人员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在正确理解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则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正确适用这一原则。在对未成年人适用从宽处罚原则时，到底是选择从轻还是减轻处罚要根据行为人罪责的轻重和改造的难易程度来选择。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应遵循从宽处罚原则不仅体现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有体现。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这些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特别对待的精神，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矫正。然而，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过严，未能完全贯彻从宽处罚原则的基本精神。

2、不适用死刑原则

　　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就是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性规定。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为什么不适用死刑？这是因为死刑亦称生命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权的刑罚，是性质最严厉的刑罚。我国刑事立法思想认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即使犯罪性质、情节和危害结果非常严重，但由于行为人年龄尚未达到成年，责任能力不完备，因而其主观罪过较成年人同样的犯罪要相对轻一些，其刑事责任也相应轻一些；同时，行为人犯罪时未成年还具有改造的可能，因此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把握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一原则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管其所犯罪行多么严重，一概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能允许等到18周岁以后再判死刑[5]。第二，行为人在满18周岁前后都犯有罪行，如果在满18周岁后所犯的罪行严重可适用死刑，自然可以判处死刑，如果不满18周岁时犯有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之罪，在18周岁之后所犯罪行较轻而法律上未规定死刑或者论罪根本不应判处死刑，那就不应仅仅根据行为人未满18周岁时所犯严重罪行而判处死刑。该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考虑到未成年人生理特点，辨认控制能力正处于一生的起步，可塑性大，我们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罚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坚持从宽处罚和不适用死刑两项基本原则。当然，我们在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还应遵循《北京规则》确立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双向原则。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实现：刑事处遇制度

（一）刑事责任与刑事处遇制度

　　刑事责任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刑事责任要得以实现才具有现实意义。刑事责任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方式，所谓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是指为实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采取的具体途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定罪判刑方式：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并适用刑罚，即通过刑罚实现刑事责任。二是定罪免刑方式：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免除刑罚的适用，而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即通过非刑罚处理方法实现刑事责任，或仅对行为作有罪宣告，既免除刑罚的适用，也免除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6]。通常说来，以上方式中，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实现刑事责任的非基本的次要方法，二者处于并重地位。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借鉴刑法学界的观点，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未成年人的刑事处遇制度。换句话说，所谓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是指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方法和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统称，它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二）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