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唯一性的法律思考/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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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刑事诉讼中辩护的种类划分

田永东


　　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辩护可以作以下几种分类。
　　一、根据辩护主体的不同，可将辩护划分为自行辩护和他人代为辩护
　　（一）自行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辩护。这种方式贯穿在刑事诉讼的始终，从第一次被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起直到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最后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权自行辩护，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以及减轻、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主张和理由。
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实施了犯罪、如何实施的以及犯罪后的后果最清楚，为保护自己不受非法追究或者是罚当其罪，他们会竭力提供对自己有利的各种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和应当或者可以减轻处罚。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
　　（二）他人代为辩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行辩护之外，辩护权还可以由他人代为行使的状况。
　　二、根据辩护人设定的方式不同，可以将辩护划分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
　　（一）委托辩护，是指在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法律允许的人担任辩护人，为自己提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意见，代为反驳指控，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1、委托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①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应自人民检察院的刑事侦查部门将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部门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②自诉案件，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自诉案件的被告人一旦知道自己被人起诉并被人民法院受理，即可以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如果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属于程序违法。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委托辩护人，也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家属或者所在单位为其委托辩护人。
　　（二）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人民法院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因此指定辩护又称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以下情形：
　　1、任意指定辩护，即人民法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给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诉解释》第37条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根据该条的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②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③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④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⑤具有外国国籍的；⑥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⑦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凡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是否指定，由人民法院根据每个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决定。
　　2、强制指定辩护，即人民法院必须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法律上的硬性规定，不允许变通）。主要情形有：①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不论他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凡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都应为他指定辩护人。②被告人在开庭审判时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如果被告人在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到开庭审判时已满18周岁，则他自己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根据《刑诉解释》第36条第（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再为他指定辩护人。
　　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可以将辩护划分为侦查阶段的辩护、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一审程序中的辩护、二审程序中的辩护、再审程序中的辩护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是指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有权自行或委托他人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能够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但并未明确其地位是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依照2008年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律师会见只要手续完备即可，无需批准。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行或委托他人进行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的。人民检察院收到移关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这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三）一审程序中的辩护，是指在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中，被告人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及司法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进行辩护。
　　（四）二审程序中的辩护，是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二审程序中的辩护活动。帮助被告人提起上诉，是辩护人重要的职责。无论二审是开庭审理，还是不开庭审理，辩护人都应根据案件的特点，行使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履行辩护人的职责。
　　（五）再审程序的辩护，是指在再审程序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活动。再审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仍负有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的辩护责任。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联系电话 0456—6421683
邮编 164000


致死医疗事故赔偿中应增加“死亡赔偿金”

王建轶 杨红良


　　八月中旬，我们接待了一位慕名来所咨询的年轻小伙子。他年仅四十八岁的母亲因患甲状腺疾病到本市一家大医院内分泌科治疗，施行了手术，但不幸于七月底在该院去世。事发后，医院对死者家属“深表歉意”的同时，还主动提出了赔偿方案，罗列了赔偿项目和数额，承认这是一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但赔偿总共仅十一万余元。小伙子和他的父亲在无法面对失去年轻的母亲和妻子这一残酷现实的同时，对院方这个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解决方案，根本无法接受。由于一直没能与院方达成协议，死者遗体一直在殡仪馆保存着。小伙子还表示，在医院没有给出满意的解决方案之前，他们绝不火化遗体。
　　在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的同时，我们向小伙子解释了我国目前在医疗事故处理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告知他们，医院列出的赔偿清单并没有离谱，基本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即便通过诉讼途径，较大幅度增加赔偿额的可能性也不大。
　　这个鲜活的案例暴露出的正是我国医疗纠纷立法上的一个严重的悖论。
　　根据自2002年9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医疗机构向家属赔偿的项目中有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但没有“死亡赔偿金”。但于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人身侵权造成死亡的，侵权者赔偿其他各项费用的同时，还应当赔偿“死亡补偿费”，也即通常所说的“死亡赔偿金”；并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按照这一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往往在全部赔偿额中占很大的比重。
　　至此，当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死亡后的纠纷解决上，医患双方在立场上往往会对峙：医院方坚持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倾向于将纠纷定性为医疗事故纠纷并极力推动作医疗事故鉴定，并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针对医疗事故的专门立法，应当优先适用；患者家属则坚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处理，力争获得“死亡赔偿金”，并认为该立法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效力上要高于且已经“覆盖”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落实到本文所述案例，如果按照《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处理，死者家属可以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为四十余万元，这是适用该法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会“多”出来的赔偿额。但是，查阅了国内相关案例后，我们发现，医疗事故纠纷中的绝大部分都适用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不是《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仅有极少数比较偏远的县级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曾大胆突破，支持了死者家属对“死亡赔偿金”的主张。
　　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施行了五年半的当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仍未作相应修改，同时也没有进一步的适用性法律出台，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本文所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死亡赔偿金”这一赔偿项目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病。
一份难得一见的支持了“死亡赔偿金”的判决书中说，“患者的生命健康权重于医院的运行发展权”。根据这种人本主义观点，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如今，尽快依照《民法通则》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相应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增加“死亡赔偿金”确是当务之急。也只有到了那一天，本文所述的死者家属以拒绝火化遗体为“牌”与医院方开展“拉锯战”的不和谐局面，才能够在源头上予以减少直至消除。


2009年9月7日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建轶 杨红良